曾國藩·勸學篇示直隸士子

勸學篇示直隸士子

　　人才隨土風為轉移，信乎？曰：是不儘然，然大較莫能外也。前史稱燕趙慷慨悲歌，敢於急人之難，蓋有豪俠之風。餘觀直隸先正，若楊忠湣、趙忠毅、鹿忠節、孫征君諸賢，其後所詣各殊，其初皆于豪俠為近。即今日士林，亦多剛而不搖，質而好義，猶有豪俠之遺。才質本於土風，殆不誣與？

　　豪俠之質，可與入聖人之道者，約有數端。俠者薄視財利，棄萬金而不眄；而聖賢則富貴不處，貧賤不去，痛惡夫燔間之食、龍斷之登。雖精粗不同，而輕財好義之跡則略近矣。俠者忘己濟物，不惜苦志脫人於厄；而聖賢以博濟為懷。鄒魯之汲汲皇皇，與夫禹之猶已溺，稷之猶己饑，伊尹之猶己推之溝中，曾無少異。彼其能力救窮交者，即其可以進援天下者也。俠者輕死重氣，聖賢罕言及此。然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堅確不移之操，亦未嘗不與之相類。昔人譏太史公好稱任俠，以余觀此數者，乃不悖于聖賢之道。然則豪俠之徒，未可深貶，而直隸之士，其為學當較易於他省，烏可以不致力乎哉？

　　致力如何？為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為德行之科，今世目為宋學者也。考據者，在孔門為文學之科，今世目為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為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制義詩賦皆是也。經濟者，在孔門為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

　　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過數十寒暑，勢不能求此四術遍觀而盡取之。是以君子貴慎其所擇，而先其所急。擇其切於吾身心不可造次離者，則莫急於義理之學。凡人身所自具者，有耳、目、口、體、心思；日接於吾前者，有父子、兄弟、夫婦；稍遠者，有君臣，有朋友。為義理之學者，蓋將使耳、目、口、體、心思各敬其職，而五倫各盡其分。又將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無憾于倫紀。夫使舉世皆無憾于倫紀，雖唐虞之盛，有不能逮。苟通義理之學，而經濟該乎其中矣。程朱諸子遺書具在，曷嘗舍末而言本？遺新民而專事明德？觀其雅言，推闡反復，而不厭者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養德，窮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義理與經濟，初無兩術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詳於體而略於用耳。

　　今與直隸多士約：

　　以義理之學為先，以立志為本。取鄉先達楊、趙、鹿、孫數君子者，為之表。彼能艱苦困餓，堅忍以成業，而吾何為不能？彼能置窮通、榮辱、禍福、死生於度外，而吾何為不能？彼能以功績稱當時，教澤牖後世，而吾何為不能？洗除舊日喳昧卑污之見，矯然直趨廣大光明之域。視人世之浮榮微利，若蠅蚋之觸於目而不留。不憂所如不耦，而憂節概之少貶；不恥凍餒在室，而恥德不被於生民。志之所響，金石為開。誰能禦之？

　　志既定矣，然後取程朱所謂居敬窮理、力行成物雲者，精研而實體之。然後求先儒所謂考據者，使吾之所見，證諸古制而不謬。然後求所謂辭章者，使吾之所獲，達諸筆紮而不差。擇一術以堅持，而他術固未敢竟廢也。其或多士之中，質性所近，師友所漸。有偏於考據之學，有偏於辭章之學，亦不必遽易前轍，即二途皆可入聖人之道，其文經史百家，其業學問思辨，其事始于修身，終於濟世。百川異派，何必同哉？同達於海而已矣。若夫風氣無常，隨人事而變遷。有一二人好學，則數輩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則數輩皆思康濟斯民。倡者啟其緒，和者衍其波。倡者可傳諸同志，和者又可袒諸無窮。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瀆，和者如支河溝澮交匯旁流。先覺後覺，互相勸誘，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隸之士風，誠得有志者導夫先路，不過數年，必有體用兼備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湧而雲興。

　　餘忝官斯土，自愧學無本原，不足儀型多士。嘉此邦有剛方質實之資，鄉賢多堅苦卓絕之行，粗述舊聞，以勖群士；亦冀通才碩彥，告我昌言，上下交相勸勉，仰希古昔與人為善、取人為善之軌，于化民成俗之道，或不無小補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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