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與王璞山咸豐三年八月二十日

與王璞山咸豐三年八月二十日

　　僕於十六日到家，身染小恙，比已全愈。每念天下大局，極可傷痛。桂東之役，三廳兵尋殺湘勇於市，足下所親見也。江西之行，鎮筸兵殺湘勇於三江口，傷重者十餘人。七月十三、八月初六省城兩次兵噪，執旗吹號，出隊開仗，皆以兵勇不和之故。七月二十四，臨莊諸君遇難，亦以鎮簞、雲貴兵見賊逃潰，危敗不救，遂致斯痛。蓋近世之兵，孱怯極矣，而偏善妒功忌能，懦於禦賊，而勇於擾民，仁心以媚殺己之逆賊，而很心以仇勝己之兵勇。其仇勇也，又更勝於仇兵。

　　曩者己酉，新甯李沅發之變，鄉勇一躍登城，將攻破矣！諸兵以鳥槍擊勇墜死，遂不能入。近者兵丁殺害壯勇之案，尤層見疊出，且無論其公相仇殺，即各勇與賊事殷之際，而各兵一不相救，此區區之勇，欲求成功，其可得耶？不特勇也，即兵與兵相遇，豈聞有此營已敗，而彼營冒險往救者乎？豈聞有此軍餓死，而彼軍肯分一粒往哺者乎？僕之愚見，以為今日將欲滅賊，必先諸將一心，萬眾一氣，而後可以言戰。而以今日營伍之習氣，與今日調遣之成法，雖聖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氣，自非別樹一幟，改弦更張，斷不能辦此賊也。

　　鄙意欲練鄉勇萬人，概求吾黨質直而曉軍事之君子，將之以忠義之氣為主，而輔之以訓練之勤，相激相劘，以庶幾于所謂諸將一心，萬眾一氣者，或可馳驅中原，漸望澄清。目今江西已有楚勇二千，湘勇一千，頗有和翕相衛之象，而自臨莊諸君殉難以來，僕日夜憂慮，深恐吾岷、石、羅、筠諸兄無以取勝而立於萬全之地，且以賊氛數萬之眾，而吾勇僅有四千，亦無以壯其魄而樹厥威。擬請再練勇六千，合成一萬之數，概歸岷樵、石樵二君子統領，其經費一面勸捐，一面由藩庫提取數萬金應用，以此入奏，宜蒙俞允，不識足下以為然否？

　　前者石樵刺史臨發之時，曾為一書致足下，請提左營之師，同為援江之行。僕以郴、桂之民，方喁喁焉望湘勇駐彼，如嬰兒之依倚慈母，是以留足下防郴，而沉石兄之書，不以達諸左右。今聞臨莊、春池諸君之難，又甚悔僕之淺慮，不早致足下之師於江西也。然湘勇十九始抵江省，去二十四之役僅五日耳。假使足下果得石兄之信，亦不能飛越而遽達也。

　　儲石友之為人，僕取其誠樸而有忠義之氣，與足下宜相針芥。又有守備周鳳山者，聞膽勇過人，亦知大義。昨令其由永州帶勇三百餘赴足下新寧之援，比想二處之勇皆已到矣。足下為我細細究察周守備，果可引為吾黨之助否？儲君縱才或稍不恢閎，然自是忠節之人，僕已深信之矣。惟周守備則未深知，如其可倚為心腹，則望足下與之深相結納，或以渠所帶三百之勇，令其添為三百六十，合僕所定之營制。儲石友所帶之二百六十，亦令再添湘人一百，合僕營制。而足下與儲君陰為物色豪傑可共大義者，儲以為各營之將。

　　若尊處果成三營，合之塔參將守醴陵之二營，鄒嶽屏守瀏陽之一營有奇，及舍弟衡州之營，則已將近三千矣。漸充漸廣，足成六千，殆亦非難。斯議果行，則今冬訓練可成。如江西賊尚未退，則全赴江西，陸續前往與之血戰；若其悉退，則徑赴江南，馳逐河北，誓不與此賊俱食息於天地之間耳。鄙見如此，一以為岷、石，羅、筠諸君謀萬全，一以為國家大局。反復思維，非此殆無一二千人可聯為一氣者也。茲特專函與足下熟商，足下如不以為然，則求即賜複示；如以為可，則求一面專使至江西商辦，一面陰籌一切，或軍事稍暇，能來衡州與僕面議曲折，尤所企望。如不得隙，不宜輕動，惟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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