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致劉孟容道光二十三年

致劉孟容道光二十三年

　　去歲辱惠書，所以講明學術者，甚正且詳，而於僕多寬假之詞，意欲誘而進之，且使具述為學大指，良厚良厚！蓋僕早不自立，自庚子以來，稍事學問，涉獵於前明、本朝諸大儒之書，而不克辨其得失，聞此間有工為古文詩者，就而審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於是取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讀之，其他六代之能詩者，及李白、蘇軾、黃庭堅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歸，然後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烏有知道而不明文字者乎？

　　古聖觀天地之文，獸迮鳥跡而作書契，於是乎有文，文與文相生而為字，字與字相續而成句，句與句相續而成篇，口所不能達者，文字能曲傳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傳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經緯三才之道而畫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於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諸經以闡顯之，而道之散列於萬事萬物者，亦略盡於文字中矣。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續，字與字續者，古聖之精神語笑胥寓於此。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詞氣之緩急，韻味之厚薄，屬文者一不慎，則規模立變；讀書者一不慎，則鹵莽無知。故國藩竊謂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為要務。

　　三古盛時，聖君賢相承繼熙洽，道德之精，淪於骨髓，而問學之意，達於閭巷。是以其時雖置兔之野人，漢陽之遊女，皆含性貞嫻吟詠，若伊萊、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日：「斯文將喪！」於是慨然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沒，徒人分佈，轉相流衍。厥後聰明魁桀之士，或有識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為差。見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軻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見少者，文駁焉；尤少者，尤駁焉。自荀、揚、莊、列、屈、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數。

　　夫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贊《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當，可謂深矣。孔子之門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國，問禮于柱史，論樂於魯伶，九流之說，皆悉其原，可謂博矣。深則能研萬事微芒之幾，博則能究萬物之情狀而不窮於用。後之見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屬文複不失古聖之誼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許、鄭亦能深博，而訓詁之文，或失則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語，或失則隘。其他若杜佑、鄭樵、馬貴與、王應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流於蔓矣；游、楊、金、許、薛、胡之儔，能深而不能博，則文傷于易矣。由是有漢學、宋學之分，齗齗相角，非一朝矣。僕竊不自揆，謬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為文複臻於無累，區區之心，不勝奢願，譬若以蚊而負山，盲人而行萬里也，亦可哂已。蓋上者仰企于《通書》、《正蒙》，其次則篤嗜司馬遷、韓愈之書，謂二子誠亦深博而頗窺古人屬文之法。今論者不究二子之識解，輒謂遷之書，憤懣不平；愈之書，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于世人之說，是猶睹《盤》、《誥》之聱牙而謂《尚書》不可讀；觀鄭、衛之淫亂，而謂全《詩》可刪，其毋乃漫於一概而未之細推也乎？

　　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僕則謂君子所性，雖破萬卷不加焉，雖一字不識無損焉。離書籍而言道，則仁義忠信反躬皆備，堯舜孔孟非有餘，愚夫愚婦非不足，初不關乎文字也。即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乎？今世雕蟲小夫，既溺於聲律繪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謂讀聖賢書，當明其道，不當究其文字，是猶論觀人者，當觀其心所載之理，不當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也，不亦誣乎？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

　　周濂溪氏稱文以載道，而以「虛車」譏俗儒。夫「虛車」誠不可，無車又可以行遠乎？孔、孟沒而道至今存者，賴有此行遠之車也。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欲為行遠之計，又可不早具堅車乎哉？故凡僕之鄙願，苟於道有所見，不特見之，必實體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傳之後世。雖曰不逮，志則如斯。其於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見道之多寡，剖其銖兩而殿最焉。于漢、宋二家構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極知狂謬，為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過彌甚。聊因足下之引誘而一陳涯略，伏惟憫其愚而繩其愆，幸甚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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