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桂文集》序|楊維楨

《聚桂文集》序

　　秦漢之士無時文，以其所陳說於上者皆近乎古，而未有立體制、定格律以為去取，如唐宋以來號為舉業者也。韓愈氏病之，以為大慚者大好，則時文不可以傳世也諗矣。我朝設科取士雖沿唐宋，而其制則成周，文則追古于唐宋之上，故科文往往有可傳者。然有司大比之所選者，又不若師儒義試之所為取為優也，何者？大比之所選，僅一日之長；而義試之所取，則寬以歲月之所得也。大比開而作者或有遺珠之憾，則主司之負諸生也。義試開之，作者或無擅場之手，則諸生之負主司也。

　　嘉禾濮君樂閑為聚桂文會于家塾，東南之士以文卷赴其會者凡五百餘人，所取三十人，自魁名吳毅而下，其文皆足以壽諸梓而傳於世也。予與豫章李君一初實主評裁，而葛君藏之、鮑君仲孚又相討議於其後，故登諸選列者，物論公之，士譽榮之。即其今日之所選者，莫盛于江浙，而江浙之盛，饒、信為稱首者。鄉評裡校之會，歲不乏絕也。今饒、信之盛，移於嘉禾，嘉禾之賢守長實為集賢淩公，顓務古文而崇化文士。有名世者作，不惟斯文增重，而嘉禾之文風義俗從而振焉。則文會之作，固有補于司政者不少也。

　　斯文鋟梓，濮君又求一言以敘首，於是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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