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習錄·徐愛錄(3)

徐愛錄(3)

　　十

　　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

　　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人何苦為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

　　愛曰：「伊川亦雲：『《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弒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弒君』，即弒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弒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雲：『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個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歎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

　　又曰：「孔子雲：『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雲：『盡信書，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是要刪去繁文，後儒卻只要添上」。

　　十一

　　愛曰：「聖人作經，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聖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

　　先生曰：「羲、黃之世，其事闊疏，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樸素，略無文采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後世可及」。

　　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

　　先生曰：「縱有傳者，亦於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開，文采日勝，至於週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況唐、虞乎？又況羲、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于堯、舜則祖述之，于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太古之治，豈複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峈也」。

　　又曰：「專事無為，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業。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個伯術」。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後世不可複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後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則亦不可複矣」。

　　十二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為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

　　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犧氏之史，《書》是堯、舜下史。《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為訓者，時存其跡以示法。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愛曰：「存其跡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於將萌否？」

　　先生曰：「聖人作經，固無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著文句」。

　　愛又問：「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獨於《詩》不刪鄭、衛？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否？」

　　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雲：『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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