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習錄·徐愛錄(2)

徐愛錄(2)

　　六

　　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功夫有用力處，但與朱子『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

　　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

　　愛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說，似亦見得大略。但朱子之訓，其於《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

　　先生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篤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于心，安可狃於舊聞，不求是當？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於心處，亦何嘗苟從？『精一』、『博約』、『盡心』，本自與吾說吻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訓，未免牽合附會，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約』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說，此可一言而喻。『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夭壽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為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為『物格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

　　愛問：「『盡心知性』，何以為『生知安行』？」

　　先生曰：「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即是盡性。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已與天為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後能無失，尚與天為二。此便是聖賢之別。至於『夭壽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為善，不可以窮通夭壽之故，便把為善的心變動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見得窮通夭壽有個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為二，已自見得個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個困勉的意在。今卻倒做了，所以使學者無下手處」。

　　愛曰：「昨聞先生之教，亦影影見得功夫須是如此。今聞此說，益無可疑。愛昨曉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從心上說」。

　　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個『誠意』，『誠意』之功，只是個『格物』」。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即是『窮理』。『天理』即是『明德』，『窮理』即是『明明德』」。

　　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複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

　　七

　　愛問：「先生以『博文』為『約禮』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請開示。」

　　先生曰：「『禮』字即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個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即就那上面學個存天理。這便是『博學之于文』，便是『約禮』的功夫。『博文』即是『惟精』，『約禮』即是『惟一』」。

　　八

　　愛問：「『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

　　先生曰：「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偽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曰『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為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九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

　　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

　　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

　　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

　　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為名」。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愛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

　　愛曰：「著述即于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跡，恐於道無補」。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樸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譊譊於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為惟此為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書；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怪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於其事，以為聖人複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樸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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