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傳第五章恐怖政治一大屠殺(3)

一大屠殺(3)

　　二案以外，開國功臣被殺的，還有謀殺小明王的兇手德慶侯廖永忠，洪武八年以僭用龍鳳不法等事賜死；永嘉侯朱亮祖父子于十三年被鞭死；臨川侯胡美於十七年犯禁伏誅；江夏侯周德興於二十五年以幃薄不修，曖昧的罪狀被殺；二十七年，殺定遠侯王弼、永平侯謝成、潁國公傅友德；二十八年殺宋國公馮勝。周德興是朱元璋兒時放牛的夥伴，傅友德、馮勝功最高，突然被殺，根本不說有什麼罪過，正合著古人說的「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話。〔王世貞《史乘考誤》，錢謙益《太祖實錄辨證》，潘檉章《國史考異》。〕

　　不但列將以次誅夷，甚至堅守南昌七十五日，力拒陳友諒，造成鄱陽湖大捷，奠定王業的功臣，義子親侄朱文正也以「親近儒生，胸懷怨望」被鞭死。〔劉辰《國初事蹟》，孫宜《洞庭集·大明初略》三，王世貞《史乘考誤》卷一。〕義子親甥李文忠，十幾歲便在軍中，南征北伐，立下大功，也因為左右多儒生，禮賢下士，有政治野心被毒死。〔王世貞《史乘考誤》卷一，錢謙益《太祖實錄辨證》卷五，潘檉章《國史考異》卷二。〕劉基是幕府智囊，運謀決策，不止有定天下的大功，並且是奠定帝國規模的主要人物，因為主意多，看得准，看得遠，被猜忌最深，洪武元年便被休致回家〔劉辰《國初事蹟》。〕，又怕隔得太遠會出事，硬拉回南京，終於被毒死。〔《明史》卷三〇八《胡惟庸傳》，卷一二八《劉基傳》，劉璟《遇恩錄》。〕

　　徐達為開國功臣第一，小心謹慎，也逃不過。洪武十八年病了，生背疽，據說這病最忌吃蒸鵝，病重時皇帝卻特賜蒸鵝，沒辦法，流著眼淚當著使臣的面吃，不多日就死了。〔徐禎卿《翦勝野聞》。〕這兩個元功的特別被注意，被防閑，滿朝文武全知道，給事中陳汶輝曾經上疏公開指出：「今勳舊耆德，鹹思辭祿去位，如劉基、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其危疑相去幾何哉！」〔《明史》卷一三九《李仕魯傳附陳汶輝傳》。〕

　　武臣之外，文官被殺的也著實不少。有記載可考的有宋思顏、夏煜、高見賢、淩說、孔克仁，這幾人都是初起事時的幕府僚屬。宋思顏在幕府裡的地位僅次於李善長。夏煜是詩人，和高見賢、楊憲淩說一夥，專替朱元璋「伺察搏擊」，盡鷹犬的任務，告密栽贓，什麼事全幹，到末了也被人告密，先後送了命。〔《明史》卷一三五《宋思顏傳》。〕朝官中有禮部侍郎朱同、張衡，戶部尚書趙勉，禮部尚書余熂，工部尚書薛祥、秦逵，刑部尚書李質、開濟，戶部尚書茹太素，春官王本，祭酒許存仁，左都禦史楊靖，大理寺卿李仕魯，少卿陳汶輝，禦史王朴、紀善、白信蹈等。〔《明史》卷一三六《朱升傳》，卷一三七《劉三吾傳》《宋訥傳》《安然傳》，卷一三八《陳修傳》《周禎傳》《楊靖傳》《薛祥傳》，卷一三九《茹太素傳》《李仕魯傳》《周敬心傳》。〕外官有蘇州知府魏觀，濟甯知府方克勤，番禺知縣道同，訓導葉伯巨、晉王府左相陶凱等。〔《明史》卷一四〇《魏觀傳》、卷二八一《方克勤傳》、卷一四〇《道同傳》，卷一三九《葉伯巨傳》、卷一三六《陶凱傳》。〕

　　茹太素是個剛性人，愛說老實話，幾次為了話不投機被廷杖，降官，甚至鐐足治事。一天，在便殿賜宴，朱元璋賜詩說：「金杯同汝飲，白刃不相饒。」太素磕了頭，續韻吟道：「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元璋聽了倒也很感動。不多時還是被殺。李仕魯是朱熹學派的學者，勸皇帝不要太尊崇和尚道士，想學韓文公辟佛，來發揚朱學。料想著朱熹和皇帝是本家，這著棋准下得不錯，不料皇帝竟不賣朱夫子的賬，全不理會。李仕魯急了，鬧起迂脾氣，當面交還朝笏，要告休回家。元璋大怒，叫武士把他摜死在階下。陶凱是御用文人，一時詔令封冊歌頌碑誌多出其手，做過禮部尚書，指定軍禮和科舉制度，只為了起一個別號叫「耐久道人」，犯了忌諱被殺。員外郎張來碩諫止娶已許配的少女做宮人，說「於理未當」，被碎肉而死。參議李飲冰被割乳而死。〔劉辰《國初事蹟》。〕葉伯巨在洪武九年以星變上書，論用刑太苛說：

　　臣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仁德結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於此。議者曰宋元中葉，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主上痛懲其敝，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又以為不然。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國之司命，可不慎歟！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裁自聖衷，遂使治獄之吏，務趨求意志，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獄之平，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又刪定舊律諸則，減宥有差矣。然未聞有戒飭治獄者，務從平恕之條，是以法司猶循故例，雖聞寬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所謂實者，誠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此非可以淺淺期也。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為榮，以罷職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跡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餘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所學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學。泊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為常，不少顧惜。此豈陛下所樂為哉！誠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良田激勸不明，善惡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人不自勵而為善者怠也。有人于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少戾于法，上將錄長棄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苛其所短而置之法乎？苛取其長而舍其短，則中庸之材爭自奮于廉智；倘苛其短而棄其長，則為善之人皆曰某廉者是，棄智若是，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朝不謀夕，棄其廉恥，或自掊克，以備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党徙大族于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聲，充斥關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

　　朱元璋看了氣急，連聲音都發抖了，連聲說：「這小子敢如此！快逮來！我要親手射死他！」隔了些日子，中書省官趁他高興的時候，奏請把葉伯巨下刑部獄，不久死在獄中。〔《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葉伯巨傳》。〕

　　照規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縣都得派上計吏到戶部，要算錢糧軍需等賬目，數目瑣碎畸零，必須府合省，省合部，一層層上去，一直到部裡審核報銷，才算手續完備。錢谷數字有分毫升合不符合，整個報銷冊便被駁回，得重新填造。布政使司離京師遠的六七千里，近的也是三四千里，冊子重造不打緊，要有衙門的印才算合法，為了蓋這顆印，來回時間就得一年半載。為了免得部裡挑剔，減除來回奔走的麻煩，上計吏照例都帶有預先備好的空印文書，遇有部駁，隨時填用。

　　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忽然發覺這事，以為一定有弊病，大發雷霆，下令地方各衙門的長官主印者一律處死，佐貳官杖一百充軍邊地。其實上計吏所預備的空印文書是騎縫印，不能作為別用，也不一定用得著，全國各衙門都明白這道理，連戶部官員也是照例默認的，算是一條不成文法律。可是案發後，朝廷上誰也不敢說明詳情，有一個不怕死的老百姓，拼著命上書把這事解釋明白，也不中用，還是把地方長吏一殺而空。當時最有名的好官濟甯知府方克勤（建文朝大臣方孝孺的父親）也死在這案內。上書人也被罰充軍。〔《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卷一百三十九《鄭士利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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