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傳(63)_吳晗

六三

　　這樣一來，外地匠戶每三年只須到京服役三個月，而且還可以免掉家裡應服的徭役，匠戶對皇朝的負擔大大地減輕了，人人歡喜。二十六年規定每三年或二年輪班到京役作的匠戶名額為二十三萬二千八十九名，[116]由工部管轄。固定做工的叫住坐匠戶，由內府內官監管轄。軍匠大部分分屬於各地衛所，一部分屬於內府兵仗局、軍器局和工部的盔甲廠。[117]屬各地衛所的軍匠總數二萬六千戶。[118]每戶正匠做工，得免雜差，仍免家內一丁以幫貼應役。余丁每年出辦（繳納）工食銀三錢，以備各衙門因公務取役雇覓之用。住坐正匠每月工作十天，月糧由公家支給。[119]正匠每月有二十天可以為自己生產，比元朝一代的負擔減去三分之二。在這個制度下，無論輪班匠還是住坐匠都只有一部分時間應役，大部分時間可以參加社會上的生產，二十幾萬有專門技藝的工匠以大部分時間投入社會生產，對這個時代的手工業發展，無疑地是起了巨大的作用的。

　　〔[116]《大明會典》卷一百八十九，《明史》《嚴震直傳》。〕
　　〔[117]《大明會典》卷一百八十八。〕
　　〔[118]《明史》卷一百五十七《張本傳》。〕
　　〔[119]《大明會典》卷一百八十九。〕

　　輪班匠包括六十二行匠人。後來又細分為一百八十八種行業，從箋紙、裱褙、刷印、刊字、鐵匠、銷金、木、瓦、油、漆、象牙、紡棉花，到神箭、火藥，等等，每種人數由一人到八百七十五人不等。內廷有織染局、神帛房和後湖（今南京玄武湖）織造局，四川、山西諸行省和浙江紹興織染局，規模都較大。留在地方的匠戶除執役於本地織染局以外，如永平府就有銀、鐵、鑄鐵、錫、釘鉸、穿甲等二十二行。[120]

　　〔[120]《雲南大學學報》吳晗《元明兩代之匠戶》。〕

　　匠戶人數多，分工細，凡是宮廷和軍隊所需用的手工業製造品，都由匠戶執役的官手工業工場的各局製造供給。這種落後的奴隸制度的生產，使得消費量最大的宮廷和軍隊，不需倚靠市場，便可得到滿足；同時，它所生產的成品，也不在市場流通，這樣，就直接對社會上的私人手工業作坊的擴大生產起了束縛和阻礙的作用，延緩了社會的向前進展。並且，官手工業工場的生產，是不須計較成本的，因為一切勞動力和原料都可以向人民無代價徵發或由全國各地以貢品的方式供應，不受任何限制，官手工業工場的產品即使有部分作為商品流入市場，私人手工業作坊的產品也不能和它競爭。

　　在另一方面，自元初以來，把技術最好的工人簽發為匠戶，子孫世襲，連技術也被宮廷壟斷了，私人手工業作坊所能雇用的只是一般工人，技術提高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明初把匠戶分作住坐、輪班兩種，輪班的除分班定期輪流應役以外，其餘的時間歸自己支配，住坐的也有三分之二的時間歸自己支配，製成的產品可以在市場出售，對於市場商品的擴大、技術的交流和改進，都發生了一定的刺激作用。以此，明初對匠戶生產力的解放儘管是不徹底的，但比之元朝的奴隸制生產，卻是一個大大的進步，有其積極意義。另一方面，因為解放是不徹底的，還保留著部分的變相奴隸制勞動，這種無償的強制的勞役，不能不引起匠戶的反抗，除了逃亡之外，唯一可以採取的手段便是怠工和故意把成品質量降低。以此，匠戶制度束縛和阻礙生產技術的不斷提高，妨礙私人手工業工場的發展，隔絕商品的流通，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原始資本的積累都是起著扼制、停滯的消極作用。我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停滯，止足不前，看來匠戶制度是要負一些責任的。

　　對於商業，朱元璋也十分重視，遠在和張士誠對峙時期，便派遣專人到敵境做買賣：「兩淮、浙鹽場俱系張士誠地面，元璋以軍民食鹽難得，令樞密院經歷司給批與將官家人，駕船往高馱沙界首，以貨易鹽，到京貨賣軍民食用。後得諸暨，于唐口關立抽分所，得處州于吳渡立抽分所，許令外境客商就兩界首買賣。於是紹興、溫州客人用船載鹽于唐口、吳渡交易，抽到鹽貨，變作銀兩，以及買白藤琉黃等物以資國用。」平陳友諒後，在江西、湖廣設官辦課（稅），每年得谷一百余萬石。平張士誠、方國珍後，在浙江及直隸府州設官店，設官收課。在江州設茶運司，抽取茶稅，[121]規定凡商稅三十分取一，過此者以違令論。稅收機構在京為宣課司，府縣為通課司。洪武元年詔中書省，命在京兵馬指揮司並管市司，三日一次校勘街市斛鬥秤尺，稽考牙儈姓名，規定物價。在外府州各城門兵馬，一體兼管市司。[122]

　　〔[121]劉辰《國初事蹟》。〕
　　〔[122]《明太祖實錄》卷三十四。〕

　　十三年諭戶部，自今軍民嫁娶喪葬之物，舟車絲布之類都不徵稅。並大量裁減稅課司局三百六十四處。南京人口密集，軍民住宅連廊櫛比，沒有空地，商人貨物到京無處存放，有的停在船上，有的寄放城外，牙儈從中把持價格，商人極以為苦。元璋瞭解這情況以後，就叫人在三山門等門外，蓋了幾十座房子，叫作塌坊，專存商貨，上了稅後聽其自相貿易。並禁止對貧民負販的科稅。[123]為了繁榮市面，二十七年命工部建十五座樓房于江東諸門之外，令民設酒肆其間，以接四方賓客，名為鶴鳴、醉仙、謳歌、鼓腹、來賓、重譯，等等。修好後還拿出一筆錢，讓文武百官大宴于醉仙樓，慶祝天下太平。[124]

　　〔[123]《明太祖實錄》卷二百十一，《明史》卷八十一《食貨志》《商稅》。〕
　　〔[124]《明太祖實錄》卷二百三十四。〕

　　棉花的普遍種植，棉布質量的不斷提高，工資制手工業作坊的出現，新的蠶絲紡織工業區的開闢，輪班匠、住坐匠的產品和技術的投入市場，等等，加上稅收機構的減縮和輕稅、保護商業政策的刺激，商業市場大大活躍了，不但聯繫了南方和北方，也聯繫了城市和鄉村以及邊遠地區，繁榮了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提高了人民的生活，進一步加強了國家的統一。

　　商品的生產和吐納的中心，手工業作坊和批發行號的所在地，集中著數量相當巨大的後備手工業工人和小商攤販，城市人口劇烈地增加了。明初的工商業城市有南京、北平、蘇州、松江、鎮江、淮安、常州、揚州、儀真、杭州、嘉興、湖州、福州、建甯、武昌、荊州、南昌、吉安、臨江、清江、廣州、開封、濟南、濟寧、德州、臨清、桂林、太原、平陽、蒲州、成都、重慶、滬州等地。[125]

　　〔[125]《明宣宗實錄》卷五十。〕

　　隨著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工、商業的活躍，作為貿易媒介的全國統一貨幣的需要是愈來愈迫切了。

　　在朱元璋稱王以前，元朝的不兌現紙幣中統交鈔因為發行過多，軍儲供給，賞賜犒勞，每日印造，不可數計，舟車裝運，舳艫相接，發生了通貨膨脹的嚴重危機，京師用鈔十錠（一錠為五十貫，一貫鈔的法定價格原為銅錢一千文）換不到一斗米。[126]至正十六年中統交鈔已為民間所拒用，交易都不用鈔，所在府縣都以物貨相交易。[127]十七年鑄至正之寶大錢五品稱為權鈔，以硬幣代替紙幣，由於第一不能兌現，第二也沒有儲備相當物資來交換，結果紙幣也罷，大錢代鈔也罷，人民一概不要。人民嘲笑權鈔，歌謠中說：「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

　　〔[126]《元史》卷九十七《食貨志》《鈔法》。〕
　　〔[127]孔齊《至正直記》卷一，《元史》卷九十七《食貨志》《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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