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簡述(46)_吳晗

四六

　　六　遷都北京

　　成祖以邊藩篡逆得位，深恐其他藩王也學他的辦法再來一次靖難，即位之後，也採用惠帝的削藩政策，以次收諸藩兵權，非惟不使干預政事，且設立種種苛禁以約束之。建文四年（1402）徙谷王于長沙，永樂元年徙甯王於南昌，以大寧地界從靖難有功之朵顏、福余、泰甯三衛，以償前勞⑧。削代王、岷王護衛。四年削齊王護衛，廢為庶人。十年削遼王護衛（遼王已于建文元年徙荊州）。十五年谷王以謀反廢。十八年周王獻三護衛。盡削諸王之權，于護衛損之又損，必使其力不足與一鎮抗（萬言《管邨文鈔內編》二《諸王世表序》）。到宣宗時漢王高煦，武宗時安化王寘、甯王宸濠果然援例造反，遂更設為厲禁，諸王行動不得自由，即出城省墓亦須奏請。二王不得相見（《明史》卷一二〇《諸王傳贊》；卷一一九《襄王傳》）。受封後即不得入朝（《明史》卷一一九《崇王傳》）。甚至在國家危急時，出兵勤王亦所不許（《明史》卷一一八《韓王傳》《唐王傳》）。只能衣租食稅，憑著王的位號在地方上作威福，肆害官民（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三二，《明分封宗藩之制》）。王以下的宗人生則請名，長則請婚於朝，祿之終身，喪葬予費（《明史》卷一一六《諸王傳序》）。仰食於官，不使之出仕，又不許其別營生計，「不農不仕，吸民膏髓」（《明史》卷二一四《靳學顏傳》）。

　　【⑧《明史》卷三二八《朵顏三衛傳》。《成祖本紀》二：永樂元年三月「始以大寧地畀兀良哈」，《兵志》三同。按兀良哈為地名，在潢水（即西拉木倫Sira Muren）北。西起興安嶺，東至哈爾濱、長春等平野。南有全甯衛，更南有大寧衛。《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一九六：「二十二年五月辛卯，置泰甯、朵顏、福余三衛指揮使司于兀良哈之地以居降胡。」明人習稱泰甯、朵顏、福餘為兀良哈三衛，更節為兀良哈。兀良哈及三衛之名稱由來，詳見日本箭內亙《兀良哈三衛名稱考》。】

　　生齒日藩，國力不給，世宗時禦史林潤言：

　　天下歲供京師糧四百萬石，而諸府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萬石，而宗祿三百十二萬。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萬三千石，而宗祿百九十二萬（《明史》卷八二《食貨志》六）。

　　不得已大加減削，宗藩日困（《明史》卷一〇〇《諸王世表序》）。棗陽王祐楒「請除宗人祿，使以四民業自為生，賢者用射策應科第」，不許（《明史》卷一一九《襄王傳》附《棗陽王傳》）。萬曆二十二年（1594）鄭靖王世子載堉請許宗室皆得儒服就試，毋論中外職，中式者視才品器使（《明史》卷一一九《鄭王傳》），從此宗室方得出仕。國家竭天下之力來養活十幾萬遊蕩無業的貴族遊民，不但國力為之疲敝不支，實際上宗室又因不能就業而陷於貧困，勢不能不作奸犯法，擾害平民，這也是當時創立「祖制」的人所意想不到的。

　　成祖削藩的結果，甯、谷二王內徙，盡釋諸王兵權，北邊空虛。按照當時的情勢，「四裔北邊為急，倏來倏去，邊備須嚴。若畿甸去遠而委守將，則非居重取輕之道（章潢《圖書編》卷三三《論北龍帝都垣局》）」。於是有遷都北京之計，以北京為行在，屯駐重兵，抵禦蒙古人的入侵：

　　太宗靖難之勳既集，切切焉為北顧之慮，建行都于燕，因而整戈秣馬，四征弗庭，亦勢所不得已也。鑾輿巡幸，勞費實繁。易世而後，不復南幸，此建都所以在燕也（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一〇，《直隸方輿紀要序》）。

　　合軍事與政治中心為一，以國都當敵。朱健曾為成祖遷都下一歷史的地理的解釋。他說：

　　自古建立都邑，率在北土，不止我朝，而我朝近敵為甚。且如漢襲秦舊都關中，匈奴入寇，烽火輒至甘泉。唐襲隋舊都亦都關中，吐蕃入寇，輒到渭橋。宋襲周舊都汴，西無靈夏，北無燕、雲，其去契丹界直浹旬耳。景德之後亦輒至澶淵。三治朝幅員善廣矣，而定都若此者何？制敵便也。我朝定鼎燕京，東北去遼陽尚可數日，去漁陽百里耳。西北去雲中尚可數日，去上穀亦僅倍漁陽耳。近敵便則常時封殖者尤勤，常時封殖則一日規畫措置者尤亟。是故去敵之近，制敵之便，莫有如今日者也。（《古今治平略·古今都會》）

　　建都北京的最大缺點是北邊糧食不能自給，必須仰給東南。海運有風波之險，由內河漕運則或有時水涸，或被「寇盜」所阻，稍有意外，便成問題：

　　今國家燕都可謂百二山河，天府之國，但其間有少不便者，漕粟仰給東南耳。運河自江而淮，自淮而黃，自黃而汶，自汶而衛，盈盈衣帶，不絕如線，河流一涸，則西北之腹盡枵矣。元時亦輸粟以供上都，其後兼之海運。然當群雄奸命之時，烽煙四起，運道梗絕，惟有束手就困耳。此京師之第一當慮者也。

　　要解決這兩個困難，則第一必須大治河道，第二必須仍駐重兵于南京，鎮壓東南。成祖初年，轉漕東南，水陸兼挽，仍元人之舊，參用海運，而海運多險，陸運亦艱。九年命宋禮開會通河，十三年陳瑄鑿清江浦，通北京漕運，直達通州，而海陸運俱廢（《明史》卷五《成祖本紀》二；卷八五《河渠志》三；卷七九《食貨志》三）。運糧官軍十二萬人，有漕運總兵及總督統之（《明史》卷七六《職官志》五；卷七九《食貨志》三）。十九年（1421）遷都北京後，以南京為留都，仍設五府六部官，並設守備掌一切留守防護之事，節制南京諸衛所（《明史》卷七六《職官志》五）。

　　永樂元年以北平為北京。四年詔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宮殿。十八年北京郊廟宮殿成，詔以北京為京師，不稱行在（《明史》卷七《成祖本紀》三）。在實際上，自七年以後，成祖多駐北京，以皇太子在南京監國。自邱福征本雅失裡敗死後，五入漠北親征。自十五年北巡以後，即不再南返。南京在事實上，從七年北巡後即已失去政治上的地位，十九年始正式改為陪都。

　　遷都之舉，當時有一部分人不瞭解成祖的用心，力持反對論調：

　　初以殿災詔求直言，群臣多言都北京非便。帝怒，殺主事蕭儀，曰：「方遷都時，與大臣密議，久而後定，非輕舉也。」（《明史》卷一四九《夏元吉傳》）

　　仁宗即位（1425）後，胡濙從經濟的立場「力言建都北京非便，請還南都，省南北轉運供億之煩」（《明史》卷一六九《胡濙傳》）。於是又定計還都南京，洪熙元年三月詔北京諸司悉稱行在。五月仁宗崩，遷都之計遂又擱置不行（《明史》卷八《仁宗本紀》）。一直到英宗正統六年（1441）北京三殿兩宮都已告成，才決定定都北京，詔文武諸司不稱行在，仍以南京為陪都（《明史》卷一〇《英宗前紀》）。

　　成祖北遷以後，三面臨敵，邊防大重。東起鴨綠，西抵嘉峪，綿亙萬里，分地守禦。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又加上太原、固原，是為九邊（《明史》卷九一《兵志》三）。每邊各設重兵，統以大將，副以褊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聯以總督，無事則畫地防守，有事則犄角為援（黃道周《博物典匯》卷一九《九邊》）。失策的是即位後即徙封甯王於江西，把大寧一帶地，送給從征有功的朵顏三衛，自古北口至山海關隸朵顏衛，自廣甯前屯衛西至廣寧鎮白雲山隸泰甯衛，自白雲山以北至開原隸福余衛。而幽燕東北之險，中國與夷狄共之，胡馬疾馳半日可抵關下。遼東廣寧、錦義等城自此與宣府、懷來隔斷，懸絕聲不相聯（嚴從簡《殊域周諮錄》卷一六《韃靼》）。又以東勝孤遠難守，調左衛于永平，右衛於遵化而墟其地（《明史》卷九一《兵志》三；卷四二《地理志》二《山西》）。興和為阿魯台所攻，徙治宣府衛城而所地遂虛（《明史》卷四〇《地理志》一《京師》）。開平為元故都，地處極邊，西接興和而達東勝，東西千里，最為要塞。自大寧棄後，宣、遼隔絕，開平失援，胡虜出沒，餉道艱難，宣德五年（1432）從薛祿議，棄開平，徙衛于獨石（《明史》卷四〇《地理志》一；《殊域周諮錄》卷一七《韃靼》；方孔炤《全邊略記》卷三《宣府略》）。後來「三岔河棄而遼東悚，河套棄而陝右警，西河棄而甘州危（《博物典匯》卷一九）」，國防遂不可問。初期國力尚強，對付外敵的方法是以攻為守，太祖、成祖、宣宗三朝並大舉北征，以兵力逼蒙古人遠遁，使之不敢近塞。英宗以後國力漸衰，於是只以守險為上策，坐待敵來，諸要塞盡棄而邊警由之日亟。正統十四年（1449）瓦剌也先入寇圍北京。嘉靖二十九年（1550）韃靼俺答入寇薄都城。這兩次的外寇都因都城兵力厚不能得志，焚掠近畿而去。崇禎十七年（1644）李自成北上，宣府和居庸的守臣都開門迎降，遂長驅進圍北京，太監曹化淳又開門迎入，明遂亡。由此看來，假如成祖當時不遷都北京，自以身當敵沖，也許在前兩次蒙古人入犯時，黃河以北已不可守，宋人南渡之禍，又要重演一次了。

　　（原載《清華學報》第十卷，第四期，一九三五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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