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簡述(22)_吳晗

二二

　　第三，倭寇、葡萄牙海盜和沿海通商問題。明朝中葉，以朱紈為中心的一派人反對對外通商，對海盜採取鎮壓的政策，因而引起沿海地主階級的反對，形成一個政治上的鬥爭。在這個鬥爭中，朱紈最後失敗了。這種性質的鬥爭在以往的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漢朝、唐朝、宋朝、元朝都有過對外通商，有時還很繁盛，大量的中國人到海外去經商；不但如此，國內有不少地方還住有許多外國商人。在唐朝的時候，廣州就有數量眾多的蕃商。其中主要是阿拉伯人，他們住的地方叫蕃坊。其他如揚州、長安等地方也住了不少的外國商人，對外通商也很頻繁。但是像明朝那樣，代表通商利益的官僚地主在政治上形成一種力量，和內地一些反對通商的地主進行鬥爭；這種鬥爭並影響到政府的政策，這種情況卻是以往的歷史上所沒有的。為什麼明朝會出現這種新的情況呢？因為明朝國內、國外的市場日益擴大，商業資本日益發展，商人地主在政府裡有了自己的代言人。商人地主在政治上有了地位，這在歷史上是個新問題。關於這個問題，近年來也有人持不同的意見。北京大學有個學生寫了一篇文章，說朱紈鎮壓海盜是愛國的行為。朱紈是個愛國者，這觀點是沒有問題的，朱紈確實是愛國者，可是不能拿這個來否認當時在政治上存在著不同的意見。當時已經出現了代表沿海通商地主利益的政治活動家，這和朱紈是否愛國是兩回事。我們並沒有說朱紈不愛國。這點不必爭論。問題在於這個時期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主張通商；一種意見反對通商，這是歷史事實，是過去所沒有的。

　　第四，內地的某些官僚地主也參加商業活動和經營手工工場。這方面的例子很多，大家所熟悉的《游龍戲鳳》中的正德皇帝（明武宗），他就開了許多皇店。這是16世紀初期的事情。嘉靖時有個貴族叫郭勳（《三國演義》最早的刻本是他搞的），在北京開了許多店鋪。另外有個外戚叫周瑛，在河西務開店肆做買賣。現在這個地方已經很蕭條了。可是在明朝的時候，由於南方的糧食、物資運到北方來都要經過這裡，因此是個很繁華的地方。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在地方上，明朝四品以上的官到處經商。四品有多大呢？知府就是四品。知縣是七品。原來明朝有一條規定，禁止四品以上的官員做買賣。但是行不通。事實上官做得越大，買賣也做得越多越大。特別是像蘇州這樣的地方，很多退休官員開各種各樣的鋪子，有的發了大財，成了百萬富翁。官員經商過去也有，但是在明初還多半是武官，到了明朝中葉這種情況就改變了，不但武官經商，文官也經商；不但小官經商，大官也經商；不但經商，而且還經營手工工場。華亭人徐階做宰相時，「家中多蓄織婦，歲計所織，與市為賈」，這種現象也是過去沒有過的。過去的官僚認為做買賣有失身份，社會上看不起。士、農、工、商，商放在最後。孟子就罵商人是「壟斷」，認為他們不勞動，出賣別人生產的東西從中取利，是不道德的事情，有身份的人不幹這種事。漢朝以來，各個歷史時期都曾不同程度地實行過重農抑商的政策。當時社會上一般是看不起商人的，當然也有個別地區有個別例外的情況。但是到16世紀以後，這種看法就改變了，不只武官，就連皇帝、貴族、官僚都搶著做買賣，商人的社會地位也提高了。

　　第五，當時的人對這個時期社會情況變化的總結。16世紀中期社會經濟情況發生的變化，明朝人看得很清楚，有不少人就各方面變化的情況做出了總結。

　　首先，從社會風俗方面來說。明朝人認為嘉靖以前和嘉靖以後是兩個顯著不同的時代。有不少著書的人指出了正德、嘉靖以後社會風俗的變化。在嘉靖以前，婦女的服裝很樸素；嘉靖以後變了，很華麗，講究漂亮了。宴會請客，原來一般是四碗菜一碗湯，後來變成六碗、八碗，以至十二碗、十六碗菜。山東《鄆城縣誌》記載在嘉靖以前老百姓很樸素、很老實，嘉靖以後變了，講排場了，普通老百姓穿衣服向官僚看齊，向知識分子看齊。窮人飯都吃不上，找人家借點錢也要講排場。總之，從吃飯、娛樂到家庭用具都不像過去了。這個時候，看到一些老實、樸素的人，大家認為不好，恥笑他。《博平縣誌》講嘉靖以後過去好的風氣沒有了，過去鄉村裡沒有酒店，也沒有遊民，嘉靖中期以後變了，到處都有酒店，二流子很多。當時有一種風氣，一個人有名，有字，還要起別號。嘉靖皇帝就有很多別號。不但知識分子起別號，就連乞丐也有別號。

　　其次，在文化娛樂方面。嘉靖以前唱的歌曲主要是北曲，嘉靖以後南曲流行了，而且唱的歌詞主要是講男女戀愛的。嘉靖以前不大講究園亭建築，嘉靖以後，到處修假山、建花園，光南京就有園亭一百多所，蘇州有好幾十所，北方就更多了，清華園這些地方都是過去的園亭。明朝前期有一條規定，官員禁止嫖娼妓，嘉靖以後，這個紀律不生效了，文人捧妓女成為風氣，為她們寫詩、寫文章，甚至選妓女為狀元、榜眼、探花。戲劇方面，過去只有男戲，嘉靖以後就有女戲了。很多做過大官的人寫劇本，像《牡丹亭》的作者湯顯祖就是一個官。元曲的作者沒有一個是高級官員，都是一些下層社會的人，有的在衙門裡當一個小辦事員，有的做醫生；可是明朝戲曲的作者，大部分都是舉人、進士，有些還是高級官員。明朝後期盛行賭博，官吏、士人以不會賭博、打紙牌為恥。

　　再次，從政治方面來看。《明史·循吏傳》序提到嘉靖以前一百多年，一方面休養生息，發展生產；另一方面政治上比較清明，好官比較多。譬如大家知道的《十五貫》裡面有個況鐘，連做十幾年的蘇州知府，是個好官。另外一個周忱也是個好官，他做蘇州巡撫二十一年，在《十五貫》裡被刻畫壞了，這是不對的。此外，像于謙連做河南、山西巡撫十九年。嘉靖以前，有好些巡撫連任幾年甚至十幾年的，這是明朝後期所沒有的情況。明朝後期好官就少了。做官講資格，一講資格就壞事了，只要活得長就可以做大官；相反，真正能給老百姓做點事情的人就到處碰壁。像海瑞就是這樣，到處遭到大地主階級的反對，辦不了好事情。明朝後期有個知識分子陳幫彥對吏治的這種變化做了總結，他說：在嘉靖以前，做官的人還講個名節，做官回到家裡，人家問他賺多少錢，他要生氣；嘉靖以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做官等於做買賣，計較做這個官賺錢多還是賺錢少，在這個地方做官賺錢多，另外換一個賺錢少的地方就不願意去。到富庶的地方去做官，親友設宴慶賀；如果到窮地方去，大家就歎息。做官和發財連起來了，念書是為了做官，做官是為了發財。當時升官是憑什麼呢？一個是憑資格，一個是憑賄賂。當時叫「送禮」。地方官三年期滿要進京，朝廷要考核他的成績。這時就是他「送禮」的時候了。送了禮就可以升官。所謂送上黃米、白米若干擔，即指黃金、白銀若干兩。後來改為送書若干冊，書的後面附上金子、銀子，叫作「書帕」。所以明朝後期的地方官上任以後先刻書。但是他們又沒有什麼學問，於是粗製濫造，亂抄一氣。

　　以上這些情況說明，由於整個社會經濟的變化，即農業、手工業生產的發展，商業的繁榮，影響到了社會各方面。一些大地主把一部分從土地剝削所得的財產投資於手工業和商業，這樣，過去被社會上所歧視的商人的地位就提高了。國家的高級官員有不少人變成了商人。經商成為社會風氣。商人賺了錢就奢侈浪費，造成社會上的虛假繁榮現象。封建秩序、封建禮法開始受到衝擊，從而在文學藝術方面也出現了反映這種社會生活的作品。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