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劄記(44)_吳晗

四四

　　要隆慶初修《世宗實錄》時，政府惜費，停差進士職官採訪，即行提學官負責纂修。浙江提學委杭學廩生田藝蘅協同整理，藝蘅曾記當時文移條例於其所著《留青日劄》中，錄之以見原委：

　　纂修實錄事宜：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提督學校僉事林大椿為纂修實錄事，案准本司關准，浙江布政使司照會，呈准禮部照會前事，該本部題，祠祭清吏司案呈，案照先奉本部送該，本部奏節該，欽奏敕諭：纂修《世宗肅皇帝實錄》一應合行事宜，悉照例舉行，欽此云云。為照先朝纂修實錄，例差辦事進士往各處採取事蹟。近因進士俱已選授，是以擬差職官，今職官又無應差人員役，當另行議處。臣查得各處提學官，職專文學之司，兼有地方之職，委之採取，事尤易集。合無本部將合行取勘事件，一面移諮都察院轉行南、北直隸提學禦史，一面照會十三布政司，轉行按察司各提學官，將所屬地方各項事蹟，查照開去款目，俱自正德十六年四月起，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止，挨序年月，分別事類，務要考核精明，收錄公當，編類造冊，俱限本年十二月以裡纂完，逕自差官具奏，冊送史館，以備採擇。如有稽遲及草率者，聽本部查出參究，庶幾責任有歸，事體簡便，而纂修不致有誤雲，隆慶元年（1567）五月十三日奉旨。

　　一、郡縣境內之人，曾授內外文武官職，有功跡顯著及丘園之士、曾遇優獎者，今雖亡歿，應有行狀、神道碑、墓誌、壙志等文及曾有所上章奏之類，抄錄類進，以憑去取。不許將庸常之人，徇情虛飾妄報。

　　一、凡境內孝子順孫，忠臣烈士，義夫節婦，曾經旌表及奉旨褒諭者，詳悉開報。

　　一、各處遞年行過事件，有干係纂修，可為勸懲者，今開去條件，雖不盡載，皆須逐一點檢見報。

　　提學道劄付本學廩生田藝蘅，學有家傳，文長紀事。其諭本學合令前來協同整理，庶幾有裨於大典，當無負厥初心也。右劄付杭州府儒學。

　　藝蘅對當時所頒采輯條例，甚為不滿，《留青日劄》雲：

　　因考（弘治十十二月所頒實錄條例）一：文武官員不問職之大小云云，謹案今無大小二字，以致卑職下僚，雖有功績，不得入錄，深可惜也。況文非進士，武非開府，皆不得與，與《史》、《漢》之例不合。

　　一、山林德行之士曾經獎諭。按今奉旨獎諭者，能幾何哉！抱道丘園，遺名竹素者多矣。

　　一、舊無壙志，蓋有墓誌，不須重出也。大率子孫不才，遺失志傳，偽作詭名，假託顯貴，甚可嗤鄙。又或摭入些微功績，附會影響，以求合式，尤欺罔也。而纂者或節其繁文，且因無銘字之語，乃棄而不錄，又可笑矣。殊不知古人奇事，多於銘中見之。

　　一、章奏有傷見在權貴者，亦不敢錄。子孫貧弱，不能自致者，多不得錄。所著文集皆不進呈，亦不足以備史官採錄，當詳之。

　　何良俊亦病其率略，《四友齋叢說》雲：

　　隆慶初政，獨纂修實錄一節，殊為率略，恐後日不能無遺憾也。世宗皇帝在位最久，又好講求典禮，故四十五年之中，大建置，大興革，何所不有。況昔年海上如秦墦、王艮作耗，近年倭奴犯境，用兵兩次，其有功與死事之人，以及冒破錢糧、臨陣敗北者，何可枚舉。倘一時軍門奏報不實或史局傳聞失真，專賴纂修官博采輿論，奏聞改正，庶為實錄。又如松江府分建青浦縣，其分建之由，必有所為，初建議者何人？後廢格不行者又何人？當建與否？博訪民間輿論，一一修入，庶朝廷有所考據持循，何至建而廢，廢而複建，議論紛紜，漫無畫一哉！是皆纂修率略之故也。如楊循吉《吳郡纂修實錄志》一冊，舊是刻本，後毀於回錄，版不存矣。予聞世宗賓天，即多方購之，後得一本，甚喜，以為倘修實錄，其凡例據此為式可也。後聞不差纂修官，亦不聘問郡中文學掌故，但發提學禦史，禦史行郡縣，郡縣行學，學官令做禮生秀才扭撚進呈。此是朝廷大典章，便差一纂修官，所費幾何，乃靳惜小費，而使世宗四十五年大政令，與夫郡縣官師人物，地方大事，不知寫作甚麼模樣也。

　　孫承澤則以為此舉使史無所取材，《夢餘錄》卷一三：

　　隆慶以後，改行提學行邑行學，學官令禮生秀才，抄錄一二大臣墓誌塞責，於是史無所取材。

　　至天啟時修《神宗實錄》，始再命董其昌往南方採訪，又輯《神廟留中奏疏》，收穫最大。《明史》卷二八八《董其昌傳》：

　　天啟二年（1622）擢本寺卿，兼侍讀學士。時修《神宗實錄》，命往南方采輯先朝章疏及遺事，其昌廣修博征，錄成三百本。又采留中之疏切于國本、藩封、人才、風俗、河渠、食貨、吏治、邊防者，別為四十卷。仿史贊之例，每篇系以筆斷。書成表進，有詔褒美，宜付史館。

　　崇禎初錢龍錫在內閣，以為遣使採訪，徒滋煩擾，奏停之，而明亦尋亡矣。《明史》卷二五一《錢龍錫傳》：

　　故事纂修實錄，分遣國學生采事蹟于四方。龍錫言：「實錄所需在邸報及諸司奏牘，遣使無益，徒滋擾，宜停罷。」從之。

　　龍錫所謂邸報，在明代史料中最為重要。凡發抄各紅本塘報，官吏之進退，以及刑賞大政，均見於邸報，崇禎以前僅有寫本，至崇禎十一年（1638）始有活版印本。蓋當時無報紙，無論外官遠人，即都中人亦僅恃邸報以知國家政事之措施，邊防之緩急也。顧亭林最為推重，《亭林文集》卷四《與次耕書》：

　　自庚申（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至戊辰（明思宗崇禎元年，1628）邸報皆曾寓目，與後來刻本記載之書殊不相同。今之修史，大段當以邸報為主，兩造異同之論，一切存之，無輕刪抹，而微其論斷之辭，以待後之論定，斯得之矣。割補《兩朝從信錄》，不過邸報之二三耳。

　　又《與公肅甥書》雲：

　　昔時邸報至崇禎十一年方有活版。自此以前，並是寫本。

　　實錄取材於在內各部、院、司、寺之史書，在外各纂修官之采輯，益以留中之奏疏，抄傳之邸報。至於對武臣邊將之敕諭則用白話，修入實錄時卻改為文言，楊士奇《三朝聖諭錄》雲：

　　永樂二年，一日進呈敕邊將稿，上曰：「武臣邊將，不諳文理，只用直言俗說，使之通曉，庶不誤事。」他日編入實錄卻用文。

　　今所傳張《雲南機務鈔黃》、王世貞《弇山堂別集》中所錄之國初對武臣詔諭，均質樸一如口語，猶可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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