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興衰三百年(66)_吳晗

六六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八五《記清明上河圖卷》：

　　嘉禾譚梁生攜《清明上河圖》過長安邸中，雲此張擇端真本也。……此卷向在李長沙家，流傳吳中，卒為袁州所鉤致，袁州籍沒後已歸禦府，今何自複流傳人間？書之以求正于博雅君子。天啟二年壬戌五月晦日。

　　按長沙即李東陽，袁州即嚴嵩。據此可知這圖的收藏經過是：

　　（一）李東陽家藏。
　　（二）流傳吳中。
　　（三）歸嚴氏。
　　（四）籍沒入禦府。

　　一百年中流離南北，換了四個主人，可惜不知道在吳中的收藏家是誰。推測當分宜籍沒時，官中必有簿錄，因此翻出《勝朝遺事》所收的文嘉《鈐山堂書畫記》，果然有詳細的記載，在《名畫部》宋有：張擇端《清明上河圖》。

　　圖藏宜興徐文靖（徐溥）家，後歸西涯李氏（東陽），李歸陳湖陸氏，陸氏子負官緡，質于昆山顧氏，有人以一千二百金得之。然所畫皆舟車城郭橋樑市廛之景，亦宋之尋常畫耳，無高古氣也。

　　按田藝蘅《留青日劄》嚴嵩條記嘉靖四十四年（1565）八月抄沒清單有：

　　石刻法帖三百五十八冊軸，古今名畫刻絲納紗紙金繡手卷冊共三千二百零一軸。內有……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乃蘇州陸氏物，以千二百金購之，才得其贗本，卒破數十家。其禍皆成于王彪、湯九、張四輩，可謂尤物害民。

　　這一條記載極其重要，它所告訴我們的是：

　　（一）《清明上河圖》乃蘇州陸氏物。
　　（二）其人以千二百金問購，才得贗本，卒破數十家。
　　（三）諸家記載中之湯裱褙或湯生行九，其同惡為嚴氏鷹犬者有王彪、張四諸人。

　　考陳湖距吳縣三十里，屬蘇州。田氏所記的蘇州陸氏當即為文氏所記之陳湖陸氏無疑。第二點所指明的也和文氏所記吻合。由蘇州陸氏的淵源，據《鈐山堂書畫記》：「陸氏子負官緡，質于昆山顧氏。」兩書所說相同，當屬可信。所謂昆山顧氏，考《昆新兩縣合志》卷二〇《顧夢圭傳》：

　　顧懋宏字靖甫，初名壽，一字茂儉，潛孫，夢圭子。十三補諸生，才高氣豪，以口過被禍下獄，事白而家壁立。依從父夢羽蘄州官舍，用蘄籍再為諸生。尋東還，遊太學，舉萬曆戊子鄉薦。授休寧教諭，遷南國子學錄，終莒州知州。自劾免。築室東郊外，植梅數十株吟嘯以老。

　　按夢圭為嘉靖癸未（1523）進士，官至江西布政使。他家世代做官，為昆山大族。其子懋宏十三補諸生。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嚴嵩事敗下獄，四十四年（1565）三月嚴世蕃伏誅，嚴氏當國時代恰和懋宏時代相當，由此可知傳中所謂「以口過被禍下獄，事白而家壁立」一段隱約的記載，即指《清明上河圖》事，和文田兩家所記相合。

　　這樣，這圖的沿革可列成：

　　（一）宜興徐氏。
　　（二）西涯李氏。
　　（三）陳湖陸氏。
　　（四）昆山顧氏。
　　（五）袁州嚴氏。
　　（六）內府。

　　在上引的史料中，最應注意的是《鈐山堂書畫記》。因為文嘉家和王世貞家是世交，他本人也是王世貞好友之一。他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應何賓涯之召檢閱籍沒入官的嚴氏書畫，到隆慶二年（1568）整理所記錄成功這一卷書。時世貞適新起用由河南按察副使擢浙江布政使司左參政分守湖州。假如王氏果和此圖有關係，並有如此悲慘的故事包含在內，他決不應故沒不言！

　　在以上所引證的《清明上河圖》的經歷過程中，很顯明安插不下王忬或王世貞的一個位置。那麼，這圖到底是怎樣才和王家在傳說中發生關係的呢？按《弇州山人四部稿續稿》卷一六八《清明上河圖》別本跋：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有真贗本，餘均獲寓目。真本人物舟車橋道宮室皆細於發，而絕老勁有力，初落墨相家，尋籍入天府為穆廟所愛，飾以丹青。

　　贗本乃吳人黃彪造，或雲得擇端稿本加刪潤，然與真本殊不相類，而亦自工致可念，所乏腕指間力耳，今在家弟（世懋）所。此卷以為擇端稿本，似未見擇端本者。其所雲於禁煙光景亦不似，第筆勢遒逸驚人，雖小麄率，要非近代人所能辦，蓋與擇端同時畫院祗候，各圖汴河之勝，而有甲乙者也。吾鄉好事人遂定為真稿本，而謁彭孔嘉小楷，李文正公記，文徵仲蘇書，吳文定公跋，其張著、楊准二跋，則壽承、休承以小行代之，豈惟出藍！而最後王祿之、陸子傅題字尤精楚。陸於逗漏處，毫髮貶駁殆盡，然不能斷其非擇端筆也。使畫家有黃長睿那得爾？

　　其第二跋雲：

　　按擇端在宣政間不甚著，陶九疇纂《圖繪寶鑒》，搜括殆盡，而亦不載其人。昔人謂遜功帝以丹青自負，諸祗候有所畫，皆取上旨裁定。畫成進禦，或少增損。上時時草創下諸祗候補景設色，皆稱御筆，以故不得自顯見。然是時馬賁、周曾、郭思、郭信之流，亦不致泯然如擇端也。而《清明上河》一圖，曆四百年而大顯，至勞權相出死構，再損千金之值而後得，嘻！亦已甚矣。擇端他圖餘見之殊不稱，附筆於此。

　　可知此圖確有真贗本，其贗本之一確曾為世貞愛弟世懋所藏，這圖確曾有一段悲慘的故事；「至勞權相出死構，再損千金之值而後得」。這兩跋都成于萬曆三年（1575）以後，所記的是上文所舉的昆山顧氏的事，和王家毫不相干。這一悲劇的主人公是顧懋宏，構禍的是湯九或湯裱褙，權相是嚴氏父子。

　　由以上的論證，我們知道一切關於王家和《清明上河圖》的記載，都是任意捏造，牽強附會。無論他所說的是輞川真跡，是《清明上河圖》，或是黃彪的臨本，或是王鏊家藏本，或是王忬所藏的，都是無中生有。失去事實的根據，當然唐順之或湯裱褙甚至第三人的行譖或指證的傳說，都一起跟著不存在了。

　　但是，像沈德符、顧公燮、劉廷璣、梁章钜等人，在當時都是很有名望的學者，沈德符和王世貞是同一時代的人，為什麼他們卻會捕風捉影，因訛承訛呢？

　　這原因據我的推測，以為是：

　　（一）看不清《四部稿》兩跋的原意，誤會所謂「權相出死力構」是指他的家事，因此而附會成一串故事。
　　（二）信任《野獲編》作者的時代和他與王家的世交關係，以為他所說的話一定可靠，而靡然風從，群相應和。
　　（三）故事本身的悲壯動人，同情被害人的遭遇，輾轉傳述，甚或替它裝頭補尾，雖悖「求真之諦」亦所不惜。

　　次之因為照例每個不幸的故事中，都有一位丑角在場，湯裱褙是當時的名裝潢家，和王、嚴兩家都有來往，所以順手把他拉入做一點綴。

　　識畫人的另一傳說是唐順之，因為他曾有疏參王忬的事蹟，王忬之死他多少應負一點責任。到了範允臨的時候，似乎又因為唐順之到底是一代大儒，不好任意得罪，所以在他的劇本——《一捧雪》傳奇中仍舊替回了湯裱褙。幾百年來，這劇本到處上演，劇情的淒烈悲壯，深深地感動了千萬的人，於是湯裱褙便永遠留在這劇本中做一位挨駡的該死丑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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