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興衰三百年(38)_吳晗

三八

　　朱元璋雖然對一部分地主進行了鬥爭，對廣大農民做了讓步；一部分地主力量削弱了，農民生產增加了。但是，這個政權畢竟是地主階級的政權，首先為地主階級服務，即使對農民採取了一些讓步的措施，其目的也還是為鞏固和強化整個地主階級的統治權。無論是查田定租，還是編戶定役，執行丈量的是地主，負責徵收糧米的還是地主，當裡長甲首的依然是地主，在地方和朝廷做官的更非地主不可，從下而上，從上而下的重重地主統治：地主首先要照顧的是自己家族和親友的利益，決不會照顧到小自耕農和佃農。由於憑藉職權的方便，剝削舞弊都可以通過國家政權來進行，披上合法的外衣，農民的痛苦越發無可申訴；而且，愈是大地主，愈有機會讓子弟受到教育，通過科舉和稅戶人才等成為官僚紳士，官僚紳士享有合法的免役權。洪武十年（1377）朱元璋告訴中書省官員：「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而複役其家，則君子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百司見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著為令。」十二年（1379）又下令：「自今內外官致仕還鄉者，複其家終身無所與。」[157]連鄉紳也享有免役權了。在學的學生，除本身免役外，戶內還優免二丁差役。[158]這樣，現任官、鄉紳、生員都豁免差役，有辦法逃避租稅，完糧當差的義務，便完全落在自耕農和貧農身上了。自耕農和貧農不但要出自己的一份，而且要出官僚紳士地主的一份，亦何嘗不由農民實際負擔，官僚地主不交的那一份，他們也得一併承當下來。官僚紳士越多的地方，人民的負擔就越重。

　　【[157]《明太祖實錄》卷一一一、一二六。】
　　【[158]張居正：《太嶽集》卷三九，《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

　　人民的負擔用朱元璋的話叫作「分」，即應盡的義務。洪武十五年（1382）他叫戶部出榜曉諭兩浙江西之民說：「為吾民者當知其分，田賦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則保父母妻子，家昌身裕，為忠孝仁義之民。」不然呢？則「不但國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應該像「中原之民……唯知應役輸租，無負官府」。只有如此，才能「上下相安，風俗淳美，共享太平之福」[159]。

　　【[159]《明太祖實錄》卷一五〇。】

　　朱元璋要求人民盡應役輸稅的義務，定下制度，要官吏奉公守法，嚴懲貪污，手令面諭，告誡諄諄，期望上下相安，共享太平之福。但是官吏並不肯照他的話辦事，地主做官只是管百姓，並不想替百姓辦事，結果許多制度命令都成為空文，官僚政治的惡果當時便有人明確地指出：

　　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為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將何以教養斯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白帖，裡甲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視種藝次第，旱澇戒備之道也。

　　官吏辦的是公文。公文上辦的事應有盡有，和實際情況全不相干。上官按臨地方檢查的也是公文，上下都以公文辦事，「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這是洪武九年（1376）的情形。[160]十二年後，解縉奉詔上萬言書，也說：

　　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征，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果絲有稅，既稅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至於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征聚有前日之稅糧，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輕重無別，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161]

　　【[160]《明史》卷一三九，《葉伯巨傳》。】
　　【[161]《明史》卷一四七，《解縉傳》。】

　　道理也清楚得很，正因為是「貧下之家」，才被迫拋荒，地主負擔特別輕，不但不會拋荒的，而且盡力兼併，膏腴之田是地主的，瘠鹵之田是貧民的，地主階級自己定的稅額，當然是膏腴輕而瘠鹵重。

　　嚴懲貪污，貪污還是不能根絕，用朱元璋自己的話來證明吧，他說：

　　浙西所在有司，凡徵收，害民之奸，甚如虎狼。且如折收秋糧，府州縣官發放，每米一石，官折抄二貫，巧立名色，取要水腳錢一百文，車腳錢三百文，口食錢一百文。庫子又要辦驗錢一百文，蒲簍錢一百文，竹簍錢一百文，沿江神佛錢一百文。害民如此，罪可宥乎！[162]

　　【[162]《大誥》，折糧科斂第四十一。】

　　折糧原來是便民的措施，浙西運糧一石到南京，要花四石運費，百姓困苦不堪。[163]改折為鈔，可以減輕浙西農民五分之四的負擔。鈔是用不著很大運費和蒲竹簍包裝的，但地方官還是照運糧的辦法苛斂，用種種名色加征至九百文，約合折價的百分之五十。急得朱元璋只是跺腳，說：「我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今後犯贓者，不分輕重皆誅之！」[164]

　　【[163]宋濂：《芝園續集》卷四，《故岐甯衛經歷熊府君墓銘》。】
　　【[164]劉辰：《國初事蹟》。】

　　洪武一朝，「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165]，是歷史上封建政權對貪污進行鬥爭最激烈的時期，殺戮貪官污吏最多的時期。雖然隨殺隨犯，不可能根本清除貪污，但是朱元璋下定決心，隨犯隨殺，甚至嚴厲到不分輕重都殺，對貪污的減少起了作用，對人民有好處，人民是感謝他、支持他的。

　　【[165]《明史》卷一四七，《解縉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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