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興衰三百年(12)_吳晗

一二

　　葉伯巨在洪武九年（1376）以星變上書，論用刑太苛說：

　　臣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仁德結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於此……議者曰，宋、元中葉，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主上痛懲其弊，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又以為不然。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裁自聖衷，遂使治獄之吏，務趨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獄之平，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又刪定舊律諸則，減宥有差矣。然未聞有戒飭治獄者，務從平恕之條，是以法司猶循故例，雖聞寬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所謂實者，誠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此非可以淺淺期也。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為榮，以罷職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溷跡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餘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所學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為常，不少顧惜。此豈陛下所樂為哉！誠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勸不明，善惡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人不自勵而為善者怠也。有人于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少戾于法，上將錄長棄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苛其所短而置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短，則中庸之材爭自奮于廉智；倘苛其短而棄其長，則為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朝不謀夕，棄其廉恥，或自掊克，以備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嘗徙大族于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

　　朱元璋看了氣極，連聲音都發抖了，連聲說這小子敢如此！快逮來！我要親手射死他。隔了些日子，中書省官趁他高興的時候，奏請把葉伯巨下刑部獄，不久死在獄中。[30]

　　【[30]《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葉伯巨傳》。】

　　照規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縣都得派上計吏到戶部，核算錢糧軍需等賬目，數目瑣碎畸零，必須府合省，省合部，一層層上去，一直到部裡審核報銷，才算手續完備。錢谷數字有分毫升合不符合，整個報銷冊便被駁回，得重新填造。布政使司離京師遠的六七千里，近的也是三四千里，冊子重造不打緊，要有衙門的印才算合法，為了蓋這枚印，來回時間就得一年半載。為了免得部裡挑剔，減除來回奔走的麻煩，上計吏照例都帶有預先備好的空印文書，遇有部駁，隨時填用。到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忽然發覺這事，以為一定有弊病，大發雷霆，下令地方各衙門的長官主印者一律處死，佐貳官杖一百充軍邊地。其實上計吏所預備的空印文是騎縫印，不能作為別用，也不一定用得著，全國各衙門都明白這道理，連戶部官員也是照例默認的，算是一條不成文的法律。可是案發後，朝廷上誰也不敢說明詳情，有一個不怕死的老百姓，拼著命上書把這事解釋明白，也不中用，還是把地方長吏一殺而空。當時最有名的好官濟甯知府方克務（建文朝大臣方孝孺的父親）也死在該案中。上書人也被罰充軍。[31]

　　【[31]《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卷一百三十九《鄭士利傳》。】

　　郭桓是戶部侍郎，洪武十八年（1385），有人告發北平二司官吏和郭桓通同舞弊，從六部左右侍郎以下都處死刑，追贓七百萬，供詞牽連各直省官吏，死的又是幾萬人。追贓又牽連全國各地，中產之家差不多全被這案子搞得傾家蕩產，家破人亡。這案子驚動了整個社會，也大傷了中產階級和中下級官僚的心，大家都指斥攻擊告發此案的禦史和審判官，議論沸騰，情勢嚴重，朱元璋一看不對，趕緊下手詔條列郭桓等罪狀說：

　　戶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糧，合上倉四百五十萬石，其郭桓等止收六十萬石上倉，鈔八十萬錠入庫，以當時折算，可抵二百萬石，餘有一百九十萬石未曾上倉。其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鈔五十萬貫，致使府州縣官黃文等通同刁頑入吏邊源等作弊，各分入己。

　　其所盜倉糧，以軍衛言之，三年所積賣空。前者榜上若欲盡寫，恐民不信，但略寫七百萬耳。若將其餘倉分並十二布政司通同盜賣見在倉糧，及接受浙西等府鈔五十萬張賣米一百九十萬不上倉，通算諸色課程魚鹽等項，及通同承運庫官范朝宗偷盜金銀，廣惠庫富張裕妄支鈔六百萬張，除盜庫見在金銀寶鈔不算外，其賣在倉稅糧及未上倉該收稅糧及魚鹽諸色等項，共折米算，所廢者二千四百余萬（石）精糧。

　　其應天等五府州縣數十萬沒官田地夏秋稅糧，官吏張欽等通同作弊，並無一粒上倉，與同戶部官郭桓等盡行分授。

　　意思是追贓七百萬還是聖恩寬容，認真算起來該有兩千四百萬。這幾萬人死得絕不委屈。話雖如此說，到底覺得有些不妥，只好借審刑官的頭來平眾怒，把原審官殺了一批，再三申說，求人民的諒解。[32]一年後，他又特別指出：「自開國以來，唯兩浙、江西、兩廣、福建所設有司官，未嘗任滿一人，往往未及終考，自不免於贓貪。」[33]可見殺這些貪官污吏是不錯的，是千該萬該的。不過，倒過來說，殺了二十年的貪官污吏，而貪官污吏還是那麼多，沿海比較富饒區域的地方官，二十年來甚至沒有一個能夠做滿任期，都在中途犯了贓貪而得罪，由此可見，專制獨裁的統治，官僚政治和貪污根本分不開，單用嚴刑重罰、恐怖屠殺去根絕貪污，是不可能有什麼效果的。

　　【[32]《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大誥》二十三郭桓賣放浙西秋糧，四十九郭桓盜官糧。】
　　【[33]《大誥續篇》。】

　　在鞭笞、苦工、剝皮、抽筋，以至抄家滅族的威脅空氣中，凡是做官的，不論大官小官，近臣遠官，隨時隨地都會有不測之禍，人人在提心吊膽，戰戰兢兢過日子。這日子過得太緊張了，太可怕了，有的人實在受不了，只好辭官，回家當老百姓，不料又犯了皇帝的忌諱，說是不肯幫朝廷做事：「奸貪無福小人，故行誹謗，皆說朝廷官難做。」[34]大不敬，非殺不可。沒有做過官的儒士，怕極了，躲在鄉間不敢出來應考做官，他又下令地方官用種種方法逼他們出來，「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還立下一條法令，說是：「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35]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各剁去左手大指，立誓不做官，被拿赴京師面審，元璋氣呼呼發問：「昔世亂居何處？」回說：「紅寇亂時，避兵于福建、江西兩界間。」不料紅寇這名詞正刺著皇帝的痛處：

　　朕知伯啟心懷忿怒，將以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特謂伯啟曰：爾伯啟言紅寇亂時，意有他忿。今去指不為朕用，宜梟令籍沒其家，以絕狂愚夫做效之風。

　　【[34]《大誥》，奸貪誹謗第六十四。】
　　【[35]《大誥二編》，蘇州人才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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