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山雜記·羅布淖爾北所出前涼西域長史李柏書稿跋

羅布淖爾北所出前涼西域長史李柏書稿跋

　　斯坦因博士發掘羅布綽爾北廢城後，日本西本願寺法主大谷伯爵所派遣之橘瑞超氏繼至其地，複行發掘，得西域前涼長史李柏書稿三通，表文一通，惟二書稿獨完，中不可識者數字而已。其一雲：五月七日，""西域長史關內侯李柏頓首。""""，恒不去心，今奉台使來西，月二日到此（旁注海頭二字），未知王消息，想國中平安。王使迥複羅，從北虜中與嚴參事往，想是到也。今遣使符太往通消息，書不悉意。李柏頓首頓首。其二雲：五月七日，西域長史關內侯李柏頓首""。闊久不相聞，"懷思想，不知親想念""見忘也。詔家遣"來，慰勞諸國，月二日來到海頭，不知王問邑。邑天熱，想王國大小平安。王使"遂俱共發，從北虜中與嚴參事往，未知到未。今"使符太往通消息，書不盡意。李柏頓首頓首。其三曰：五月七日，西域關內侯李柏共五十四字，以下無字。此三書具書之人名月日，一一相同，又二書中所言之事，與所遣之使者亦同，當為同一書之草稿。又有表文三行，第一行存「尚書」二字，第二行存「臣柏言焉耆王龍」七字，第三行存「月十五日」，共五字，則李柏上張駿之表也。日本羽田亨學士考此諸紙，緣以為李柏上焉耆王之書，然二書稿之致焉耆王，殆無可疑，表文則非是。又以二書為東晉鹹和三四年間所作，然實當在永和以後。蓋今日考前涼史事，則崔鴻《十六國春秋》原本已佚，可據者惟有《晉》、《魏》二書，而《晉》、《魏》二書《張駿傳》非編年之書，其敘述不必以史事之先後為次。惟司馬溫公撰《通鑒》時，尚及見崔鴻原書，則事實雖當據《晉》、《魏》二書，而年代自不能不依《通鑒》。若偽本《十六國春秋》，但可供參考而已。案：《晉書》所紀張駿、李柏及西域事，則《駿傳》雲：「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貞，為貞所敗。議者以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以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減死論。」又雲：「初，戊已校尉趙貞不附於駿，至是，駿擊擒之，以其地為高昌郡。」此二事《晉書》皆不記其年月，偽本《十六國春秋》則以李柏擊趙貞事系於鹹和五年，張駿平趙貞事系于咸康元年。《通鑒》不記此二事，惟于咸康元年（駿之建興二十三年）紀駿遣楊宣伐龜茲、鄯善一事，永和元年（駿之建興三十三年）紀楊宣伐焉耆事及駿分別涼、河、沙三州與自稱涼王事。今細觀橘氏所得李柏之一表二書，實皆張駿稱王以後之事，則其時當在永和以後，而不在鹹和以前，蓋可決也。何以證之？柏表中稱「臣柏」，又稱「尚書」，以漢表例之，其上當署某年某月某日，西域長史關內侯臣柏頓首死罪上尚書，而斷紙失之。明為張駿稱王後事。書稿之中，一雲台使，一雲詔家見遣使來，台與詔家皆晉時指斥天子之語。是時晉室僻居江左，信使不通，駿于石勒石虎雖偶稱臣，然未嘗真以上國視之，則所謂台與詔家，實謂張駿，而駿未稱涼王以前，亦不能有此稱也。是時駿雖稱涼王，實僭天子制度，故李柏表文稱上尚書，其對外國，則稱之曰台，曰詔家，亦不足怪也。楊宣之伐焉耆，在永和元年，此二書稿必致於焉耆既服之後，事甚明白。其在永和元年以後，而不在鹹和以前，亦甚明白矣。以此數紙觀之，李柏蓋兩為西涼長史，其始于擊趙貞而敗，雖以減死論，自當去官。後駿擊擒趙貞，征服龜茲、鄯善、焉耆諸國，柏當有功，故複鎮西域。關內侯之封，或亦由是得也。稱天子所居為台，蓋始于晉。《晉書·惠帝紀》：「永興元年，帝幸長安，惟僕射荀藩、司隸劉敦、太常鄭球、河南尹周馥與其遺官在洛陽，為留台，承制行事，號為東西台。」《劉曜載記》雲：「置單于台于渭城。」《石勒載記》雲：「乃命洛陽為南都，置行台。」自是以後，相承用之，六朝人謂天子所居曰台城，天子之軍曰台軍。李柏書稱台使，亦猶言台城台軍矣。詔家亦晉時呼天子之語。《苻堅載記》雲：「初堅強盛之時，國有童謠曰『河水清複清，符詔死新城』。」《桓玄傳》雲：「左右稱玄為『桓詔』。桓胤諫曰：『詔者，施於辭令，不以為稱謂也。漢魏之主皆無此言，惟聞北虜以苻堅為『苻詔』耳』。」今李柏書中稱詔家，猶言官家，語尚可通，後略稱詔，則信如桓胤所譏矣。《駿傳》稱駿所置官僚府寺，擬于王者，而微異其名，其不稱天子而稱詔家，亦所謂微異其名者歟？然苻堅、桓玄皆襲其名，恐亦不自駿始矣。海頭之地，諸史未見，餘此次考釋斯氏木簡時，已詳論之，見《流沙墜簡序》中，茲不復贅。李柏書中稱嚴參事者，參事，參軍事之略。參軍事一官，始於後漢。孫堅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以後，遂為官名，或謂之參軍，或謂之參事，皆略其一字。參軍則六朝史書中多見之，參事惟見於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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