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經稗疏·大誥多邦

大誥多邦

　　周書

　　大誥

　　大誥多邦

　　在國而播命曰誥。臨事而申戒曰誓。《大誥》之作，蓋周師未出，而邦君庶士有疑子行，因作此以告用兵之期，故不揚文、武之德，不數武庚之罪，不懸賞罰，不戒進止。朱子疑其詞緩不切，不知此特為誥，後且有誓，誓逸而誥存也。先儒多以黜殷之舉為成王親行，蓋未察《大誥》為王在國播告之文耳。《竹書》記成王二年「迎周公於郊，遂伐殷」「五年春，王在奄。夏五月，王至自奄」，則亦襲編《書》之次序而訛也。且《竹書》於四年正月記，「初朝於廟」，蓋謂三年滅殷，因以伐奄，不克而歸，四年夏始複伐之，是以周公未歸政之先，成王兩至東國也。今按：成王方在幼沖，周公攝政，凡郊饗覲會之事，公且代焉，況千里東征，其敢令沖人嘗試哉？則誥者王，而行者實公耳。成王之初，周公東行者凡再。其始以避相位而居洛，王迎而歸，則「我徂東山」之詩是也。罪人未得，公歸無期，故曰「慆慆不歸」。其雲「行枚」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也。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於後乃作《鴟鴞》之詩，而王仍未悟，則《金縢》所雲「秋大熟」者，作詩之後三年秋也。故《東山》之詩曰：「於今三年。」以其時，則瓜苦在栗薪之上，蓋秋杪矣。其以迎公西歸為二年事者，誤承「居東二年」之文，而不知《金縢》固有「於後」之語也。三年秋，公歸，複攝政。而後二叔以流言之不行，疑怨益深，始挾武庚以叛。故《書序》曰：「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則是公複入相，乃有黜殷之役。而曰「公相王，將黜殷」，則黜殷者公行而未行，從可知已。公以三年歸相，乃以明年東征，則《破斧》之詩是也。其詩曰「四國是皇」，而鄭箋亦雲：「周公既反，攝政。東伐此四國。」故曰「周公東征」，而不曰王也。若如《竹書》所記，王迎公而遂共東行，則于時武庚未叛，詎為禍先？《誥》何以雲「越茲蠢」？且公席未安，遽偕王而東，是怒不旋踵，挾王以急報其怨，速取兵權以自張，而不顧國之未靖，公其將如劉裕之伐慕容超邪？況《大誥》之作，作于宗周，則安得有迎公遂伐之事哉？《誥》雲：「予惟以爾庶邦於伐。」雲：「予翼以於。」雲：「肆朕誕以爾東征。」言「予」言「朕」者，命自王出，則「以」者，固王「以」也。王命公「以」之，實王「以」也。能左右之曰「以」，不必躬行之辭也。若《多士》所雲「朕來自奄」，則武庚已滅，二叔已刑之後，而奄複叛。時周公雖未歸政，而成王年益長，國勢益安，且奄以小寇無助，其兇焰不如殷孽三監之搖動天下，則奉王而行，可以無憂。而公之大勳已著於東征，則向者阻行之考翼亦無容疑畏，而聽公之偕王以行矣。王之踐奄，自在六年之夏。王歸，遂遷殷民於洛，而營洛之事以起。其明年春，召公因行相宅。此《書》之始終曆然可考者也。《多方》雲：「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與《多士》所雲「昔朕來自奄」者，同為一事。次《書》者先《多士》而後《多方》，編殘簡脫之餘，其次序自不可泥，孔氏死守僅存之編次，乃雲：「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其為疏謬，班然可曉。而蔡氏信之，亦同於魯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命。」又曰：「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皆初告之之辭，《多士》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又曰：「予惟時命有申。」又曰：「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今尚」之尚，庶幾也。「乃尚」之尚，猶也。　則皆申告之語，詞意相仍，先後呼應。是《多方》前而《多士》後，審矣。則成王之踐奄，惟在六年之夏。而三年黜殷，但命公往，不得以「昔來自奄」為三年事，而謂王親行也。周之於奄也，一伐而遂滅之，未嘗再舉。滅奄則公奉王以親征，黜殷則王命公以帥師。見於《詩》《書》者甚為著明。《史記》《古史》，邵子《皇極經世》皆可佐證。而《蔡仲之命》亦雲「惟周公位塚宰，正百工」「乃致辟管叔」，亦見致辟者，公位塚宰之後，奉命以行矣。

　　至於《費誓序》雲「徐夷並興，東郊不開」，自別為一事。孔氏以合於踐奄之役，其謬尤甚。奄在今曲阜縣，蓋即魯之國都。成王六年踐奄，遷其君于薄姑，今博興縣。　奄滅，而後以其地封伯禽。奄之未亡，未有魯也。祝　之言曰「因商奄之民」以封魯。則有魯而無奄，明矣。成王踐奄，固因之而伐淮夷，奄滅而淮夷未滅。奄非夷，夷非奄也。奄在曲阜，淮夷則在淮北。《春秋》稱「淮夷病杞」，迨魯僖公世而尚有淮夷，其非已滅之奄可知。淮夷者，濱淮北而處。淮水自安東入海。淮夷之地蓋在徐州之東，沂、莒之南，海州、贛榆、日照之境，故與膠、密相近而病杞。其去奄也，有汳、泗、沂、汶之隔，凡數百里。故魯公征之，道出於費，因誓于費。而《序》雲「東郊不開」，則夷在魯東，而非即奄，較若指掌，何孔氏之懵然不察邪？《費誓》之役，《禮》有明文。《曾子問》所雲「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辟」「魯公伯禽有為為之」者是也。則是周公既薨，伯禽服喪，徐、淮交侵，因往禦之。其與成王踐奄相去十六七年，必不可扭合為一。元吳澄不通《書》以說《禮》，而謂「伯禽居武王之喪」，不知周公東歸之時，武王之喪已除，而《記》言「周公抗世子法于伯禽」，則成王初年，伯禽尚在宗周，安得遽即魯而稱公？且使武王之服未除，而成王、周公之黜殷伐奄，皆不避金革，老聃、孔子當稱「成王有為為之」，胡為其但言魯公乎？則澄之孤陋昏迷，為塾師而不足者也。《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要以終舉周公之相業，而立言之旨非以紀事，則　括成文，實則相武伐紂，相成伐奄，陳師凱乃雲「武王亦嘗伐奄」，而謂奄凡三叛，周凡三伐，則不達《孟子》之文，而顯背《武成》「一戎衣」偃武修文之義，宋、元之世，所謂儒者，大抵如是。世遷人降，固不足論也。

　　今詳考經傳，折中事理，則周公奉王命而東征三監，在居東既歸之明年，以王命《大誥》于宗周而後行。公奉成王征奄，在營洛之前一年，還自奄而作《多方》。其明年營洛已訖，周公至洛而作《多士》。迨成二十一年，周公薨，喪未除，淮夷、徐戎並興，伯禽征之而作《費誓》。奄唯一叛，在殷亡之後，成王凡一伐奄而即滅之。費誓之歲去大誥之歲十八年，去伐奄之歲十六年，先後較若列眉。伐奄，王自行；黜殷，周公行；征徐戎，則周公薨而伯禽行，亦顯然其無可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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