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論·仁宗一〇

仁宗一〇

　　科舉試士之法有三：詩賦也，策問也，經義也。宋皆用之，並相褒貶，而以時興廢。夫此三者，略而言之，經義尚矣。策問者，有所利用於天下者也。詩賦者，無所利用於天下者也。則策問之賢於詩賦，宜其遠矣。乃若精而求之，要歸而究之，推以古先聖王涵泳之仁、濯磨之義，則抑有說焉。

　　經義之制，自唐明經科之帖經始。帖經者，徒取其記誦，則其待士者已末矣。引而伸之，使演其精意，而著為經義，道之所以明，治之所以定，皆於此乎取之。抑使天下之士，成童以後，日紬繹於先聖之遺書，以厭飫於道腴，而匡其不軌。故曰經義尚矣。然而不保其不敝者，習之斯玩之，玩之斯侮之，以仁義中正之格言，為弋利掠名之捷徑。而支離者旁出於邪，疲茸者偷安於鄙，雕繪者巧亂其真，拘攣者法傷其氣，皆所謂侮聖人之言者也。則明經而經以晦，尊經而經以褻，末流之所必趨；糾之以法，而法愈以錮人之心。是其為獘也，已獘而後知之，未獘之前，獘伏而不覺。故君子不能豫度士風之日偷，而廢之於先。

　　而獘之顯著于初者，莫詩賦若也。道所不謀，唯求工於音響；治所勿問，祗巧繪其鶯花。其為無所利用於天下也，夫人而知之，夫人而能言之，則固不得與策問爭長矣。策問之興，自漢策賢良始。董仲舒天人之對，歷數千年而見為不刊。嗣起者，競起以陳當世之務，為得為失，為利為病，為正為邪，為安為危，人百其言，言百其指，以爭效之于天子。天子所求于士以共理天下者，正在於斯。以視取青妃白之章，不亦遠乎！然為此說者，抑未體乎先王陶淑之深心，以養士習，定國是，知永終之敝，而調之於早者也。

　　夫先王之造士，豈不欲人抒其規畫以贊政紀哉？乃漢之始策賢良也，服官之後，品行已征，成績已著，三公二千石共保其為醇篤之儒，而後策之。始進之士，固不以此為干祿之徑，而自獻以言，夫亦有深意存矣。道莫亂於多歧，政莫紊於爭訟，士莫惡於揣摩天下之形勢而思以售其所欲為。夫苟以策問進之，則士皆于策問習之。陳言不適於時，則倚先聖以護其迂；邪說不準於理，則援往事以文其悖。足未越乎閭門，而妄計九州之盈詘；身未試乎壁壘，而輒爭一線之安危。於是詭遇之小夫，心胥史之心，學幕賓之學，依附公門以察其條教，窺探時局以肆其褒譏。人希范、蔡之相傾，俗競儀、秦之互辯，而淳龐簡靜之休風，斬焉盡矣。其用也，究以無裨於用也；其利也，乃以成其害也。言詭於下，聽熒於上，而民不偷、國不僕者，未之有也。

　　且夫詩賦，則亦有所自來矣。先王之教士而升以政也，豈不欲規之使圓，削之使方，檠之使必正，束之使必馴，無言而非可用，無動而非可法，俾皆莊肅如神，乾惕如戰，勤敏如疾風，纖密如絲雨，以與天下相臨，而弘濟艱難哉？然而先王無事此也。幼而舞勺矣，已而舞象矣，已而安弦操縵矣。及其成也，賓之於飲，觀之於射，旅之於語，泮渙夷猶，若將遠於事情，而不循乎匡直之教。夫豈無道而處此？以為人之樂於為善而足以長人者，唯其清和之志氣而已矣。不使察乎天下之利，則不導以自利之私；不使揣於天下之變，則不動其機變之巧；不使訐夫天下之慝，則無餘慝之伏於心；不使測夫天下之情，則無私情之吝於己。蕩而滌之，不以鄙陋愁其心；泳而遊之，不以紛拏鼓其氣。養其未有用之心，為有用之圖，則用之也大；矜其無可尚之志，為所尚之道，則其所尚也貞。詠歌愾歎於人情物態之中，揮斥流俗以游神于清虛和暢之宇。其賢者，進於道，而以容四海、宥萬民、而有餘裕；不肖者，亦斂戢其喬野鷙攫之情，而不操人世之短長，以生事而賊民。蓋詩賦者，此意猶存焉。雖或沉溺于風雲月露之閑，茫然于治理，而豈掉片舌、舞寸管，以倒是非、亂綱紀，貽宗社生民之害於無已哉？

　　繇此言之，詩賦之視經義弗若也而賢於策問多矣。范希文奮起以改舊制，於是而浮薄之士，爭起而習為揣摩。蘇洵以孫、吳逞，王安石以申、商鳴，皆持之以進；而為之和者，實繁有徒，以裂宋之綱維而速墜。希文之過，不可辭矣。若乃執政之黨人，摘策問之短，為之辭曰：「詩賦聲病易考，策論汗漫難知。」此則卑陋已極，適足資希文之一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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