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四書大全說·滕文公上篇(2)

滕文公上篇(2)

　　四

　　未發時之怵惕惻隱與愛親敬長之心，固性也；乍見孺子時怵惕惻隱之動於心也，亦莫非性也。朱子曰「少閑發出來，即是未發底物事；靜也只是這物事，動也只是這物事」，此語極直截。

　　若情固繇性生，乃已生則一合而一離。如竹根生筍，筍之與竹終各為一物事，特其相通相成而已。又如父子，父實生子，而子之已長，則禁抑他舉動教一一肖吾不得。情之於性，亦若是也。則喜、怒、哀、樂之與性，一合一離者是也。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但可以心言而不可謂之情，以其與未發時之所存者，只是一個物事也。性，道心也；情，人心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道心也；喜、怒、哀、樂，人心也。其義詳尚書引義。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可以為善，則亦可以為不善也。說見後篇。唯其不能即善，故曰「可以為善」。如固然其善，則不待「為」而抑不僅「可」矣。若惻隱等心，則即此一念便是善，不但「可以為善」也。

　　性，無為也；心，有為也。無為固善之性，于有為之心上發出，此是滿腔仁義禮智之性，在者裡見其錐末。亦為受囊故。故西山以尾言端，則已非萌芽之謂矣。萌芽即筍義。

　　若孟子言「今人乍見」而生其心者，則為不能存養者言爾。若存心養性者，一向此性不失，則萬物皆備於我，即其未見孺子入井時，愛雖無寄，而愛之理充滿不忘，那才是性用事的體撰。他寂然不動處，者怵惕惻隱、愛親敬長之心，油然炯然，與見孺子入井時不異。非猶夫喜、怒、哀、樂之情，當未發時，雖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樂，而實無喜怒哀樂也。

　　發而始有、未發則無者謂之情，乃心之動幾與物相往來者，雖統於心而與性無與。即其統於心者，亦承性之流而相通相成，然終如筍之于竹，父之于子，判然為兩個物事矣。

　　大抵不善之所自來，於情始有而性則無。孟子言「情可以為善」者，言情之中者可善，其過、不及者亦未嘗不可善，以性固行於情之中也。情以性為幹，則亦無不善；離性而自為情，則可以為不善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固未嘗不入於喜、怒、哀、樂之中而相為用，而要非一也。

　　或人誤以情為性，故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今以怵惕惻隱為情，則又誤以性為情，知發皆中節之「和」而不知未發之「中」也。言「中節」則有節而中之，非一物事矣。性者節也，中之者情也，情中性也。曰繇性善故情善，此一本萬殊之理也，順也。若曰以情之善知性之善，則情固有或不善者，亦將以知性之不善與？此孟子所以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見端於心者言性，而不於喜、怒、哀、樂之中節者征性也。有中節者，則有不中節者。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固全乎善而無有不善矣。

　　總以人之有性，均也；而或能知性，或不能知性，則異。孟子自知其性，故一言以蔽之曰「善」，而以其知性者知天，則性或疑異而天必同，因以知天下之人性無不善，而曰「道一而已矣」。

　　蓋以性知天者，性即理也，天一理也，本無不可合而知也。若以情知性，則性純乎天也，情純乎人也，時位異而撰不合矣，又惡可合而知之哉？故以怵惕惻隱之心為情者，自集注未審之說。觀朱子語錄所以答或問者，則固知其不然矣。

　　五

　　須從喪禮、經界上看得與性善義合，方見當時之求小功小利者，皆唯不盡其才，而非能於道一之外別有道也。極乎下愚不肖，做出欺天滅理事，也只是可為而不為。可為而不為，於是乎為所不當為。不當為者，乃情上生的枝葉，不擇其所當位者，而妄與物相取也。正經心上做的事，不一直去，直到物來待應時，又不能不有所為，遂任情中之枝葉，不擇而妄取；及一妄取而無所不為者，終不能大有為矣。

　　且如三年之喪，人心固有之愛裡面元有此節文，但盡著吾性之愛，不教怠惰，便無不可行。才一有規避之心，則恰好湊著者父兄百官為他引向不善之習去。故雖大逆元惡，如楚商臣者，也只是不能勉盡其天性之愛，以致開罪於君親，遂相激而流於極下，若果有窮凶奇惡在其性中也。

　　又以經界言之，暴君汙吏，也只是一「慢」字害事。慢便是不能盡其性之所可盡者。及至所當為者不盡，則一切破阡陌、厚稅斂底事，順手順眼，便只管與物相取，則亦情不動於正，而又不容不動，遂以動於非其位者，而日趨於汙暴也。一不慢而君子野人各得其養，則耳目口腹之必資於民者，一萬民惟正之供，而何有不善乎？

　　故天下別無有惡，只不善便是惡。猶然此君子，猶然此野人，猶然此野人之養君子，配合得不當，不自吾心之經緯盡力度量出的，只物之易取者取之不厭，把吾性之才理撇著全不用事，而一任乎喜怒，遂以為暴君汙吏而有餘。豈但其氣稟之偏於好貨者為之哉？不善已著而人見其可惡，去聲。便謂之惡。

　　暴君汙吏，初無本領與天德王道分路並馳，故曰「夫道一而已矣」。言外之物、內之性，無一不善，但交互處錯亂雜揉，將善底物事做得不好爾。須與猛力，有才皆盡，則藥雖瞑眩，疾無不瘳矣。

　　六

　　陽虎偶然見得仁、富之相反，遂作此語。其雲「不仁」者，言為富者之必不求仁也；其言「不富」者，言為仁之必不求富也。自說得君子小人心術分明，故孟子不以人廢言而舉之。若雲「害仁」「害富」，則是仁者必貧而富者必暴。雖雲「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乃可言人欲之害天理，而終不可言天理之害人欲。害人欲者，則終非天理之極至也。

　　必雲陽虎終身無一近理之語，而言此者以戒為富者之不當以仁害之；虎雖匪人，然其面詆齊侯而辭其祿，則亦非區區為守財虜者。令有言皆悖，則亦不成為奸矣。且此兩言之得，元救陽虎生平不得，何必又從而文致之！

　　七

　　朱子於論語注，以「通力合作，計畝均收」言徹，於孟子注，則以「都鄙用助，鄉遂用貢」為徹，前後固無定論。緣徹之為法，自孟子外，別無可考，兩者俱以意揣其然耳。故朱子又雲：「此亦不可詳知，或但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

　　乃使為通力合作，則公田、私田之分，有名無實，而八家亦無固有之業，說得來似好，卻行不得。諺所謂「共船漏、共馬瘦」者，雖三代之民，恐亦不能免也。若於其勤惰之不一者，使田官以刑隨其後，則爭訟日繁而俗益偷矣。先王通人情、酌中道以致久行遠，應不宜爾。

　　「徹田為糧」，公劉之詩也，「徹」之名始於此。公劉當夏之季葉而遷徙僅存，勢不能違時王而創制。乃夏用貢法，而井田則始自黃帝。公劉初得民以居，而上下之等級未立，辟草披荊，不能盡同中國之法，故野外、國中，或遵時王之貢法，或用軒後之井田，以順民而利導之。傳至於周興，因仍其遺制，以通貢、助之窮而合用之。則此集注所雲「通也，均也」，謂通貢、助而使其法均也，較論語注為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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