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諫太宗十思疏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望國之治,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春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吳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以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

  總此十思,宏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游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


  【注釋】

  1.長(zhǎng):生長。

  2.固其根本:使它的根本牢固。本,樹根。

  3.浚(jùn):疏通,挖深。

  4.思國之治一作「思國之理」;下愚:處於地位低見識淺的人。

  5.明哲:聰明睿智(的人)。

  6.當神器之重:處於皇帝的重要位置。神器,指帝位。古時認為「君權神授」,所以稱帝位為「神器」。

  7.域中:指天地之間。

  8.休:美。這裡指政權的平和美好。

  9.凡百元首:所有的元首,泛指古代的帝王。

  10.承天景命:承受了上天賦予的重大使命。景,大。

  11.殷憂:深憂。

  12.實:的確。

  13.克終者蓋寡:能夠堅持到底的大概不多。克,能。蓋,表推測語氣。

  14.傲物:傲視別人。物,這裡指人。

  15.吳越,指春秋時的吳國與越國,當時兩國之間長期為仇,戰伐不斷。誠相見則可使有仇的人也團結成一體 [9] 。

  16.骨肉為行路:親骨肉之間也會變得像陌生人一樣。骨肉,有血緣關係的人。行路,路人,比喻毫無關係的人。

  17.董:督責。

  18.振:通「震」,震懾。

  19.苟免而不懷仁:(臣民)只求苟且免於刑罰而不懷念感激國君的仁德。

  20.怨不在大:(臣民)對國君的怨恨不在大小。

  21.可畏惟人:可怕的只是百姓。人,本應寫作「民」,因避皇上李世民之名諱而寫作「人」。

  22.載舟覆舟:這裡比喻百姓能擁戴皇帝,也能推翻他的統治。出自《荀子·王制》:「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23.見可欲:見到能引起(自己)喜好的東西。出自《老子》第三章「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下文的「知足」、「知止」(知道適可而止),出自《老子》第四十四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24.將有所作:將要興建某建築物。作,興作,建築。

  25.安人:安民,使百姓安寧。

  26.念高危:想到帝位高高在上。危,高。

  27.則思謙沖而自牧:就想到要謙虛並加強自我修養。沖,虛。牧,約束。

  28.江海下而百川:江海處於眾多河流的下游。下,居……之下。

  29.盤遊:打獵取樂。

  30.三驅:據說古代聖賢之君在打獵布網時只攔住三面而有意網開一面,從而體現聖人的「好生之仁」。另一種解釋為田獵活動以一年三次為度。

  31.敬終:謹慎地把事情做完。

  32.慮壅(yōng)蔽:擔心(言路)不通受蒙蔽。壅,堵塞。

  33.想讒邪:考慮到(朝中可能會出現)讒佞奸邪。讒,說人壞話,造謠中傷。邪,不正派。

  34.正身以黜(chù)惡:使自身端正(才能)罷黜奸邪。黜,排斥,罷免。

  35.宏茲九德:弘揚這九種美德。九德,指忠、信、敬、剛、柔、和、固、貞、順。

  36.簡:選拔。

  37.效:獻出。

  38.松喬:赤松子和王子喬,古代傳說中的仙人。

  39.垂拱:垂衣拱手。比喻很輕易的天下就實現大治了。

  40.無為:道家主張清靜虛無,順其自然。

  【創作背景】

  唐太宗李世民跟隨其父親李淵反隋時作戰勇敢,生活儉樸,頗有作為。公元627年李世民即位,改元貞觀。在貞觀初年,他借鑒隋煬帝覆亡的教訓,進一步保持了節儉、謹慎的作風,實行了不少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政策。經過十幾年的治理,經濟得到發展,百姓生活也富裕起來,加上邊防鞏固,內外無事,唐太宗逐漸驕奢忘本,大修廟宇宮殿,廣求珍寶,四處巡遊,勞民傷財。魏征對此極為憂慮,他清醒地看到了繁榮昌盛的後面隱藏著危機,在貞觀十一年(637)的三月到七月,「頻上四疏,以陳得失」,《諫太宗十思疏》就是其中第二疏,因此也稱「論時政第二疏」。唐太宗看了猛然警醒,寫了《答魏征手詔》,表示從諫改過。這篇文章被太宗置於案頭,奉為座右銘。貞觀十三年,魏征又上《十漸不克終疏》,直指太宗十個方面行為不如初期謹慎,被太宗書于屏風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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