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集(184)_學達書庫

一八四

　　更思足下輕敵之意，殆猶以為彼夷狄耳。此天下士大夫之通病，有斷斷不可不改者。語曰：「知己知彼。」先必求己之有可重，而後可以輕人。今中國之人心風俗政治法度，無一可比數于夷狄，何嘗有一毫所謂夏者！即求並列于夷狄猶不可得，遑言變夷耶？即如萬國公法，為西人仁至義盡之書，亦即《公羊春秋》之律。惜中國自己求亡，為外洋所不齒，曾不足列於公法，非法不足恃也。

　　歐洲百里之國甚多，如瑞士國國勢甚盛，眾國公同保護，永為兵戈不到之國，享太平之福六百年矣。三代之盛，何以加此？尤奇者，摩奈哥止三里之國，歲入可萬餘元，居然列於盟會，非公法之力能如是乎？中國不自變法，以求列於公法，使外人代為變之，則養生送死之利權一操之外人，可使四百兆黃種之民胥為白種之奴役，即胥化為日本之蝦夷，美利堅之紅皮土番，印度、阿非利加之黑奴！

　　此數者，皆由不自振作，迨他人入室，悉驅之海隅及窮穀寒瘠之區，任其凍餓。黑奴生計日蹙，止堪為奴。紅皮土番，初亦不下千百萬，今則種類頓少至十數倍。蝦夷則澌滅殆盡。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奈何一不知懼乎？無怪西人謂中國不虛心，不自反，不自愧，不好學，不恥不若人，至目為不痛不癢頑鈍無恥之國。自軍興後，其譏評中國尤不堪入耳。偶晤西人之曉華語者，輒故作哀憐慰勉之詞來相戲嬲，令人愧怍，無地自容。

　　而今日又有一種議論，謂聖賢不當計利害。此為自己一身言之，或萬無可如何，為一往自靖之計，則可雲爾。若關四百兆生靈之身家性命，壯於趾而直情徑遂，不屑少計利害，是視天下如華山桃林之牛馬，聽其自生自死，漠然不回其志，開闢以來，無此忍心之聖賢。即聖人言季氏憂在蕭牆之內，何嘗不動之以利害乎？孟子一不可敵八之說，小固不可以敵大，寡不可以敵眾，弱不可以敵強，又何嘗不計利害？雖滕文公之艱窘，不過告以強為善以聽天，若使孟子不計利害，便當告滕文公興兵伐齊、楚矣。堯、舜相授受，猶以四海困窮，與十六字並傳，而阜財之歌不忘於遊宴，是小民之一利一害，無日不往來於聖賢寢興寤寐之中。

　　若今之所謂士，則誠不計利害矣。養民不如農，利民不如工，便民不如商賈，而又不一講求維持挽救農工商賈之道，而安坐飽食以高談虛空無證之文與道。夫坐而論道，三公而已。今之士止騖坐言，不思起行，是人人為三公矣。吾孔子且下學而上達，今之士止貪上達，不勤下學，是人人過孔子矣。及至生民塗炭，萬眾水火，奪殘生於虎口，招餘魂於刀俎，則智不足以研幾，勇不足以任事，惟抱無益之憤激，而嘵嘵以取憎。其上焉者，充其才力所至，不過發憤自經已耳，於天下大局，何補於毫毛！其平日虛度光陰，益可知矣。

　　英教士李提摩太者，著中國失地失人失財之論，其略曰：「西北邊地，為俄國陸續侵佔者，可方六千里。此失地也，而知之者百無一人也。中國五十年前，人民已四百二十兆口，以西法養民之政計之，每歲死生相抵外，百人中可多一人，然至今初無增益也，此失人也。而知之者千無一人也。又以西法阜財之政計之，每歲五口之家，可共生利一鋌，然中國日貧一日也。此失財也，而知之者竟無其人也。」審是，則中國尚得謂之有士乎？嗣同深有痛于此，常耿耿不能下臍。

　　平日於中外事雖稍稍究心，終不能得其要領。經此創巨痛深，乃始屏棄一切，專精緻思。當饋而忘食，既寢而復興，繞室彷徨，未知所出。既憂性分中之民物，複念災患來於切膚。雖躁心久定，而幽懷轉結。詳考數十年之世變，而切究其事理，遠征之故籍，近訪之深識之士。不敢專己而非人，不敢諱短而疾長，不敢徇一孔之見而封於舊說，不敢不舍己從人，取於人以為善。設身處境，機牙百出。因有見於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積，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而必變法始能復古，不恤首發大難，畫此盡變西法之策。於所謂算學格致，益不敢不盡心焉。

　　於是上書歐陽瓣薑師，請於本縣興創算學，其指曰：

　　「士生今日，亦止有隱之一法。然仕有所以仕，隱尤當有所以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以續衡陽王子之緒脈，使孔、孟、程、朱之傳不墜於地，惟夫子與劉夫子、塗夫子自當任之。而諸門弟子亦宜分任其責：或如仲子之治賦，或如冉子之通算術能理財，或如端木子之通算術經商務，或如樊子之研究農務，或如公西子之足備使才，或如宰我子之專習語言，或如蔔子之治文學，或如顓孫子之訂儀注，或如言子之詳節文。陶淑既久，必將有治學合一，高據德行之科，兼為邦南面之才與器，如顏子仲弓其人者。師弟一堂，雍雍三代，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可不疑矣。然今之世變，視衡陽王子所處，不無少異，則學必征諸實事，以期可起行而無窒礙。

　　若徒著書立說，搬弄昌平闕裡之大門面，而不可施行於今，則何貴有此學耶？聞曾發變法之論，伏望先小試於一縣，邀集紳士講明今日之時勢與救敗之道，設立算學格致館，招集聰穎子弟肄業其中。此日之銜石填海，他日未必不收人材蔚起之效，上之可以輔翼明廷，次之亦足供河西、吳越之用。即令付諸衡陽王子之《噩夢》，而萬無可為之時，斯益有一息尚存之責。縱然春蠶到死，猶複搗麝成塵。諺曰：『巧婦不能作無米之炊。』然必有米而後作炊，亦不得謂之巧婦矣。然則畏難而就簡因陋，一慚之不忍而累及終身，事急又橫蠻言戰，曾不恤情理之安，亦安得謂通天地人之為儒，推十合一之為士，包羅萬有，本末兼該，體用具備之學乎？夫彼之橫蠻言戰及為閉關絕市之說者，其不計利害也，是勸五十里之國之滕文公伐齊、楚也。」

　　書到，以商於塗大圍師，俱蒙嘉納，遂有興算學社之舉。唐紱丞諸君複得請於學政，將縣中南台書院改為算學館，而劉淞芙又別聯一小社，稽古振今，士風一奮。嗣此倡扶正學，丕振宗邦，尤為足下是賴，而乃懾於講洋務之名，隨眾以詆，如諸來語，甚非所願聞也。

　　竊意足下天姿開敏，行且猛悟，今特為囂談所奪耳。曆觀近代名公，其初皆未必了了。更事既多，識力乃卓。如曾文正、惠敏父子，丁雨生中丞，洞徹洋務，皆由親身閱歷而得。左文襄晚達，故沈觀最久。其請造輪船之疏曰：「彼既巧，我不能安於拙；彼既有，我不能傲以無。」所至輒興創機器，信知所先務矣。沈文肅疏論船政，自謂「臣則一無知而已矣，其悔恨為何如耶」！彭剛直號為不喜洋務，然築沿江炮臺，何嘗不用西法，又何嘗不請造兵輪。

　　其序鄭陶齋《盛世危言》，至謂「孔、孟複生，不能不變法而治」，是於洋務獨能深入其蘊。黎蓴齋兵備為諸生時，上書言事，深薄洋務。及使東章奏，迥然如出兩人。郭筠仙侍郎歸自泰西，擬西國于唐虞三代之盛，幾為士論所不容。薛叔耘副都初亦疑其揚之太過，後身使四國，始歎斯言不誣。

　　夫閱歷者，人所同也，但能不自護前，不自諱過，複何難寤之有？即嗣同少時，何嘗不隨波逐流，彈抵西學，與友人爭辯，常至失歡。久之漸知怨艾，亟欲再晤其人，以狀吾過。而或不更相遇，或遂墓上草宿，哀我無知，負此良友，故尤願足下引為鑒戒焉。十年之前，作《治言》一篇，所言尚多隔膜，未衷於理，今並呈覽，亦可考驗其識見之增益。昔嘗以日新相期，足下未遽領悟，或者其失即在此乎？若嗣同則自今益當求新，決不敢自囿於所陳，足下不斥其妄，尤有更精之策，並為足下傾箱倒篋而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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