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二講(3)

民族主義第二講(3)

　　經濟力的壓迫，除了海關稅影響到入超以外還有外國銀行。現在中國人的心理，對於本國銀行都不信用，對於外國銀行便非常信用；好比此刻在我們廣東的外國銀行，便極有信用，中國銀行毫無信用。從前我們廣東省立銀行，發出紙幣，尚可通用，此刻那種紙幣毫不能用，我們現在只用現銀。從前中國紙幣的信用，不及外國紙幣，現在中國的現銀仍不及外國銀行的紙幣。現在外國銀行的紙幣，銷行於廣東的總數，當有幾千萬，一般人民都情願收藏外國紙幣，不情願收藏中國現銀：推之上海天津漢口各通商口岸，都是一樣。推究此中原因，就是因為中了外國經濟壓迫的毒。

　　我們平常都以為外國人很有錢，不知道他們都是用紙錢來換我們的貨物，他們本來沒有許多錢，好像是我們送到他們的一樣。外國人現在所有的錢，不過印出幾千萬紙，我們信用他，他們便有了幾千萬錢。那些外國銀行的紙幣，每印一元，只費幾文錢，印成了的紙，他的價值便稱是一元或十元或一百元，所以外國人不過是用最少之本錢去印幾千萬元的紙，用那幾千萬元的紙，便來換我們幾千萬塊錢的貨物。諸君試想這種損失是大不大呢！為什麼他們能夠多印紙，我們不能夠照樣去印呢？因為普通人都中了外國經濟壓迫的毒，只信用外國，不信用自己，所以我們所用的紙便不能通行。

　　外國紙幣之外，還有匯兌。我們中國人在各通商口岸匯兌錢，也是信用外國銀行，把中國的錢都交外國銀行去匯兌。外國銀行代中國人匯兌，除匯錢的時候賺千分之五的匯水以外，並強賺兩地的錢價；在交錢的時候，又賺當地銀元合銀兩的折扣；像這樣錢價折扣的損失，在匯錢和交錢的兩處地方，總算起來，必須過百分之二三。

　　像由廣東外國銀行匯一萬塊錢到上海，外國銀行除了賺五十元匯水以外，另外由毫銀算成上海規〈元〉銀的錢價，他們必定把廣東毫銀的價格算低，把上海規元銀的價格抬高，由他們自由計算，最少必要賺一二百元；到了上海交錢的時候，他們不交規元銀，只肯交大洋錢，他們用規元銀折成大洋錢，必壓低銀兩的市價抬高洋錢的市價，至少又要賺一二百元；故上海廣州兩地之間，匯兌一萬塊錢，每次至少要損失二三百元。所以用一萬塊錢在上海廣州兩地之間，匯來匯去，最多不過三十余次便完全化為烏有。人民所以要受這些損失的原因，就是因為中了外國經濟壓迫的毒。

　　外國銀行在中國的勢力，除了發行紙幣和匯兌以外，還有存款。中國人有了錢，要存到銀行內。不問中國銀行的資本是大是小，每年利息是多是少，只要知道是中國人辦的，便怕不安全，便不敢去存款。不問外國銀行是有信用沒有信用，他們所給的利息是多是少，只要聽到說是外國人辦的，有了洋招牌，便吃了定心丸，覺得極安全，有錢便送進去，就是利息極少，也是很滿意。

　　最奇怪的是辛亥武昌起義以後，一般滿清皇室，和滿清官僚，怕革命黨到了，要把他們的財產充公；於是把所有的金銀財寶，都存到各處外國銀行，就是沒有利息，只要外國人收存，便心滿意足，甚至像清兵和革命軍在武漢打仗打敗了的那幾日，北京東交民巷的外國銀行，所收滿人寄存的金銀財寶，不計其數，至弄到北京所有的外國銀行都有錢滿之患，無餘地可以再存。於是後來存款的，外國銀行對於存款人，不但不出息錢，反要向存款人取租錢，存款人只要外國銀行收存款，說到租錢，外國銀行要若干便給若干。當時調查全國的外國銀行，所收中國人的存款，總計一二十萬萬。

　　從此以後，中國人雖然取回了若干，但是十幾年以來，一般軍閥官僚，像馮國璋、王占元、李純、曹錕，到處搜括，所發的橫財，每人動輒是幾千萬；他們因為想那些橫財很安全，供子子孫孫萬世之用，也是存入外國銀行；所以至今外國銀行所收中國人存款的總數，和辛亥年的總數，還是沒有什麼大加減。外國銀行收了這一二十萬萬存款，每年付到存款人的利息是很少的，最多不過四五厘。外國銀行有了這一二十萬萬錢，又轉借到中國小商家，每年收到借款人的利息是很多的，最少也有七八厘，甚至一分以上。因此外國銀行，只任經理之勞，專用中國人的資本來賺中國人的利息，每年總要在數千萬。

　　這是中國人因為要存款到外國銀行，無形中所受的損失。普通人要把錢存到外國銀行內的心理，以為中國銀行不安全，外國銀行很安全，把現款存進去，不怕他們閉倒。試問現在的中法銀行停止營業，把中國人的存款沒有歸還，中法銀行是不是外國銀行呢？外國銀行的存款是不是安全呢？外國銀行既是不安全，為什麼我們中國人還是心甘情願，要把中國的錢存到外國銀行，每年要損失這樣大的利息呢？推究這個原因，也是中了外國經濟壓迫的毒。外國銀行一項，在中國所獲之利，統計紙票匯兌存款三種算之，當在一萬萬元左右。

　　外國銀行之外，還有運費。中國貨物運去外國，固然是要靠洋船，就是運往漢口、長沙、廣州各內地，也是靠洋船的多。日本的航業，近來固然是很發達，但是日本最先的時候，只有一個日本郵船會社，後來才有東洋汽船會社、大阪商船會社、日清汽船公司，航行於中國內地，航行於全世界。日本航業之所以那樣發達，是因為他們政府有津貼來補助，又用政治力特別維持。

　　在中國看起來，國家去津貼商船，有什麼利益呢？不知日本是要和各國的經濟勢力相競爭，所以在水上交通一方面，也和各國締結條約，訂出運貨的運費，每噸有一定的價錢。比方由歐洲運貨到亞洲，是先到上海，再到長崎、橫濱。由歐洲到上海，比較由歐洲到長崎、橫濱的路程，是近得多的。但是由歐洲運貨到長崎、橫濱，每噸的運費，各船公司定得很平；至於由歐洲運貨到上海的運費，中國無航業與他們抵抗，各船公司定得很貴；故由歐洲運貨到長崎、橫濱，比較由歐洲運貨到上海，每噸的運費，還要便宜；因此歐洲貨物，在日本出賣的市價，還要比在上海的平。

　　反過來如果中國貨物由上海運去歐洲，也是比由長崎、橫濱運去歐洲，所費的運費貴得多。若是中國有值一萬萬塊錢的貨物運往歐洲，中國因為運費的原故，就要加多一千萬，照此計算，就是一萬萬之中要損失一千萬。中國出入口貨物的價值每年已至十餘萬萬以上，此十餘萬萬中，所受的損失，也當不在一萬萬元以下了。

　　此外還有租界與割地的賦稅、地租、地價三項，數目亦實在不少。譬如香港、臺灣、上海、天津、大連、漢口那些租界及割地內的中國人，每年納到外國人的賦稅，至少要在二萬萬元以上。像從前臺灣納到日本的稅，每年只有二千萬，現在加到一萬萬；香港從前納到英國人的稅，每年只有幾百萬，現在加到三千萬；以後當然照此例，更行增加。其他地租一項，有歸中國人收的，有歸外國人收的。各得幾何，沒有切實的調查，不得而知；然總以外國人所收為多，都是不待問了，這種地租的數目，總比地稅要大十倍。至於地價更是年年增加。外國人既掌握經濟之權，自然是多財善賈，把租界內的地皮，平買貴賣，故此專就賦稅地租和地價三種款項，中國人所受的損失，每年也當有四五萬萬元以上。

　　又外國人在中國境內的團體及個人營業，持其不平等條約之特權，來侵奪我們利權的事業，更難以數計。單就南滿鐵路一個公司說，每年所賺的純利，已達五千余萬元，其他各國人之種種營業，用統計推測，當在一萬萬元以上。

　　更有一樁損失，就是投機事業。租界以內的外國人，每利用中國人的貪婪弱點，日日有小投機，數年有一次大投機，儘量激發中國人的賭性熟狂；如樹膠的投機，馬克的投機，每次結果，總是中國人受虧累，這種虧累，至少都有數千萬元；而天天的小投機事業，積少成多，便不知道是有多少數目了。像這樣的損失，每年亦當有數千萬元。

　　至於戰敗的賠款，甲午賠於日本的是二萬萬五千萬兩；庚子賠於各國的是九萬萬兩，這是屬政治上武力壓迫的範圍，當不能與經濟壓迫相提並論，而且是一時的，不是永久的，可以說還是小事了。其他還有藩屬的損失，僑民的損失，更不知道有幾何了。像這樣看來，這種經濟的壓迫，真是利害得很了。

　　把以上所講的損失，統共算起來：第一、由於洋貨的侵入，每年有五萬萬元；第二、由於外國銀行的紙幣侵入市場，匯兌的扣折，存款的轉借等項，或要到一萬萬元；第三、進出入口貨物的運費總要自幾千萬至一萬萬元；第四、租界與割地中的賦稅、地租和地價三項，總在四五萬萬元；第五、特權營業有一萬萬元；第六、投機事業和其他種種剝奪，當在幾千萬元以上，可說這六項的經濟壓迫，令我們中國所受的損失，總共不下十二萬萬元。這每年十二萬萬元大損失的，如果不想方法挽救，以後只有年年加多，斷沒有自然減少的理由；所以今日中國受外國的經濟壓迫，已經到了民窮財盡的地位，是要趕快設法去挽救。若長此不救，必至因為受這種經濟壓迫，弄到國亡種滅而後已！

　　當中國從前強盛時代，都是要列邦年年進貢，歲歲來朝。列邦的貢品，每年的價值，大約不過是百數十萬元，我們便以為得非常的榮耀。到了宋朝，中國衰弱的時候，反要向金人進貢，而納于金人的貢品，每年大約也不過百數十萬元，我們便以為是奇恥大辱。我們現在要進貢到外國，每年有十二萬萬元，一年有十二萬萬，十年就有一百二十萬萬，這種經濟力的壓迫，這樣大的進貢，是大家夢想不到的，不容易看見的，所以大家不覺得是大恥辱。

　　如果我們沒有這樣大的進貢，每年有十二萬萬的一宗大進款，那麼我們應該做多少事業呢？我們的社會要如何進步呢？因為有了這種經濟力的壓迫，每年要受這樣大的損失，故中國的社會事業都不能發達，普通人民的生機也是沒有了。專就這一種壓迫講，比用幾百萬兵來殺我們還要利害得多。況且外國背後更拿帝國主義來促進他們的經濟壓迫，中國人民的生機焉得不日蹙，遊民焉得不日多，國勢焉得不日衰呢！

　　中國近來一百年以內，已經受了人口問題的壓迫。中國人口總是不加多，外國人口總是日日加多；現在又受政治力和經濟力一齊來壓迫，我們是同時在受這三種力的壓迫，如果再沒有辦法，無論中國領土是怎麼樣大，人口是怎麼樣多，百年之後，一定是要亡國滅種的！我們四萬萬人的地位是不能萬古長存的，試看美洲的紅番，從前到處皆有，現在便要全數滅亡。所以我們曉得政治的壓迫是很利害，還要曉得經濟的壓迫是更利害，不能說我們有四萬萬人，就不容易被人消滅，因為中國幾千年以來，從沒有受過這三個力量一齊來壓迫的，故為中國民族的前途設想，就應該要設一個什麼方法，去打消這三個壓迫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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