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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有志竟成(2)


  國內之會黨常有與官吏衝突,故猶不忘其與清政府居於反對之地位,而反清複明之口頭語尚多瞭解其義者;而海外之會黨多處於他國自由政府之下,其結會之需要,不過為手足患難之聯絡而已,政治之意味殆全失矣,故反清複明之口語亦多有不知其義者。當予之在美洲鼓吹革命也,洪門之人初亦不明吾旨,予乃反而叩之反清複明何為者,彼眾多不能答也。後由在美之革命同志鼓吹數年,而洪門之眾乃始知彼等原為民族老革命黨也。然當時予之游美洲也,不過為初期之播種,實無大影響於革命前途也,然已大觸清廷之忌矣。故于甫抵倫敦之時,即遭使館之陷,幾致不測。幸得吾師康德黎竭力營救,始能脫險。此則檀島之邂逅,真有天倖存焉。否則吾尚無由知彼之歸國,彼亦無由知吾之來倫敦也。

  倫敦脫險後,則暫留歐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並結交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于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土,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欲為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時歐洲尚無留學生,又鮮華僑,雖欲為革命之鼓吹,其道無由。然吾生平所志,以革命為唯一之天職,故不欲久處歐洲,曠廢革命之時日,遂往日本。以其地與中國相近,消息易通,便於籌劃也。

  抵日本後,其民党領袖犬養毅遣宮崎寅藏、平山週二人來橫濱歡迎,乃引至東京相會。一見如舊識,抵掌談天下事,甚痛快也。時日本民党初握政權,大隈〔大隈重信〕為外相,犬養為之運籌,能左右之。後由犬養介紹,曾一見大隈、大石、尾崎〔大石正巳、尾崎行雄〕等。此為予與日本政界人物交際之始也。隨而識副島種臣及其在野之志士如頭山、平岡、秋山、中野、鈴木〔頭山滿、平岡浩太郎,秋山定輔、中野德次郎、鈴木五郎〕等,後又識安川、犬塚、久原〔安川敬一郎、犬塚信太郎、久原房之助〕等各志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事業,先後多有資助,尤以久原、犬塚為最。其為革命奔走始終不懈者,則有山田兄弟、宮崎兄弟、菊池、萱野〔山田良政、山田純三郎、宮崎彌藏、宮崎寅藏、菊池良士、萱野長知〕等。其為革命盡力者,則有副島、寺尾〔寺尾亨戶〕兩博士。此就其直接於予者而略記之,以志不忘耳。其他間接為中國革命黨奔走盡力者尚多,不能於此一一悉記,當俟之革命黨史也。

  日本有華僑萬余人,然其風氣之錮塞、聞革命而生畏者,則與他處華僑無異也。吾党同人有往返於橫濱、神戶之間鼓吹革命主義者,數年之中而慕義來歸者,不過百數十人而已。以日本華僑之數較之,不及百分之一也。向海外華僑之傳播革命主義也,其難固已如此,而欲向內地以傳佈,其難更可知矣。內地之人,其聞革命排滿之言而不以為怪者,只有會黨中人耳。然彼眾皆知識薄弱,團體散漫,憑藉全無,只能望之為響應,而不能用為原動力也。由乙未初敗以至於庚子,此五年之間,實為革命進行最艱難困苦之時代也。蓋予既遭失敗,則國內之根據、個人之事業、活動之地位與夫十餘年來所建立之革命基礎,皆完全消滅,而海外之鼓吹,又毫無效果。適於其時有保皇黨發生,為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廷為尤甚。當此之時,革命前途,黑暗無似,希望幾絕,而同志尚不盡灰心者,蓋正朝氣初發時代也。

  時予乃命陳少白回香港,創辦《中國報》以鼓吹革命;命史堅如入長江,以聯絡會黨;命鄭士良在香港設立機關,招待會黨。於是乃有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會黨併合於興中會之事也。旋遇清廷有排外之舉,假拳黨以自衛,有殺洋人、圍使館之事發生,因而八國聯軍之禍起矣。予以為時機不可失,乃命鄭士良入惠州,招集同志以謀發動;而命史堅如入羊城,招集同志以謀響應。籌備將竣,予乃與外國軍官數人繞道至香港,希圖從此潛入內地,親率健兒,組織一有秩序之革命軍以救危亡也。不期中途為奸人告密,船一抵港即被香港政府監視,不得登岸。遂致原定計劃不得施行。乃將惠州發動之責委之鄭士良,而命楊衢雲、李紀堂、陳少白等在香港為之接濟。予則折回日本,轉渡臺灣,擬由臺灣設法潛渡內地。

  時臺灣總督兒玉〔兒玉源太郎〕頗贊中國之革命,以北方已陷於無政府之狀態也,乃飭民政長官後藤〔後藤新平〕與予接洽,許以起事之後,可以相助。予於是一面擴充原有計劃,就地加聘軍官,蓋當時民党尚無新知識之軍人也。而一面令士良即日發動,並改原定計劃,不直逼省城,而先佔領沿海一帶地點,多集黨眾,以候予來乃進行攻取。士良得令,即日入內地,親率已集合于三洲田之眾,出而攻撲新安、深圳之清兵,盡奪其械。隨而轉戰于龍岡、淡水、永湖、梁化、白芒花、三多祝等處,所向皆捷,清兵無敢當其鋒者。遂佔領新安、大鵬至惠州、平海一帶沿海之地,以待予與幹部人員之入,及武器之接濟。不圖惠州義師發動旬日,而日本政府忽而更換,新內閣總理伊藤氏〔伊藤博文〕對中國方針,與前內閣大異,乃禁制臺灣總督不許與中國革命黨接洽,又禁武器出口,及禁日本軍官投效革命軍者。而予潛渡之計劃,乃為破壞。遂遣山田良政與同志數人,往鄭營報告一切情形,並令之相機便宜行事。山田等到鄭士良軍中時,已在起事之後三十餘日矣。

  士良連戰月餘,彈藥已盡,而合集之眾足有萬餘人,渴望幹部、軍官及武器之至甚切,而忽得山田所報消息,遂立令解散,而率其原有之數百人間道出香港。山田後以失路為清兵所擒被害。惜哉!此為外國義士為中國共和犧牲者之第一人也。當鄭士良之在惠州苦戰也,史堅如在廣州屢謀響應,皆不得當,遂決意自行用炸藥攻毀兩廣總督德壽之署兩殲之。炸發不中,而史堅如被擒遇害。是為共和殉難之第二健將也。堅如聰明好學、真摯懇誠與陸皓東相若,其才貌英姿亦與皓東相若,而二人皆能詩能畫亦相若。皓東沉勇,堅如果毅,皆命世之英才,惜皆以事敗而犧牲。元良沮喪,國士淪亡,誠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而二人死節之烈,浩氣英風,實足為後死者之模範。每一念及,仰止無窮。二公雖死,其精靈之縈繞吾懷者,無日或間也。庚子之役,為予第二次革命之失敗也。

  經此失敗而後,回顧中國之人心,已覺與前有別矣。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駡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為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惟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嘆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狀,知國人之迷夢已有漸醒之兆。加以八國聯軍之破北京,清後、帝之出走,議和之賠款九萬萬兩而後,則清廷之威信已掃地無餘,而人民之生計從此日蹙。國勢危急,岌岌不可終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國之思,而革命風潮自此萌芽矣。

  時適各省派留學生至日本之初,而赴東求學之士,類多頭腦.新潔,志氣不凡,對於革命理想感受極速,轉瞬成為風氣。故其時東京留學界之思想言論,皆集中於革命問題。劉成禹在學生新年會大演說革命排滿,被清公使逐出學校。而戢元成、沈虯齋、張溥泉〔戢翼翬(字元成)、沈翔雲(字虯齋)、張繼(字溥泉)〕等則發起《國民報》,以鼓吹革命。留東學生提倡于先,內地學生附和于後,各省風潮從此漸作。在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蘇報》以鼓吹革命,為清廷所控,太炎、鄒容被拘囚租界監獄,吳亡命歐洲。此案涉及清帝個人,為朝廷與人民聚訟之始,清朝以來所未有也。清廷雖訟勝,而章、鄒不過僅得囚禁兩年而已。於是民氣為之大壯。鄒容著有《革命軍》一書,為排滿最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為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為力甚大。此則革命風潮初盛時代也。

  壬寅、癸卯之交,安南總督韜美氏托東京法公使屢次招予往見,以事未能成行。後以河內開博覽會,因往一行。到安南時,適韜美已離任回國,囑其秘書長哈德安招待甚殷。在河內時,識有華商黃龍生、甄吉亭、甄壁、楊壽彭、曾齊等,後結為同志,于欽廉、河口等役盡力甚多。河內博覽會告終之後,予再作環球漫遊,取道日本、檀島而赴美歐。過日本時,有廖仲愷夫婦、馬君武、胡毅生、黎件實等多人來會,表示贊成革命。予乃托以在東物識有志學生,結為團體,以任國事,後同盟會之成立多有力焉。自惠州失敗以至同盟會成立之間,其受革命風潮所感,興起而圖舉義者,在粵則有李紀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則有黃克強、馬福益之事,其事雖不成,人多壯之。海外華僑亦漸受東京留學界及內地革命風潮之影響。故予此次漫遊所到,凡有華僑之處,莫不表示歡迎,較之往昔大不同矣。

  乙己春間,予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蓋彼輩皆新從內地或日本來歐,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矣。予於是乃揭櫫吾生平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號召之,而組織革命團體焉。於是開第一會於比京,加盟者三十餘人;開第二會于柏林,加盟者二十餘人;開第三會於巴黎,加盟者亦十餘人。開第四會于東京,加盟者數百人,中國十七省之人皆與焉,惟甘肅尚無留學生到日本,故闕之也。此為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始。因當時尚多諱言「革命」二字,故只以同盟會見稱,後亦以此名著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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