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建設第五章知行總論

第五章知行總論(1)

　　總而論之，有此十證以為「行易知難」之鐵案，則「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古說，與陽明「知行合一」之格言，皆可從根本上而推翻之矣。

　　或曰：「行易知難之十證，於事功上誠無間言，而於心性上之知行，恐非盡然也。」吾於此請以孟子之說證之。《孟子》「盡心」章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此正指心性而言也。由是而知「行易知難」，實為宇宙間之真理，施之于事功，施之於心性，莫不皆然也。若夫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即所以勉人為善者也。推其意，彼亦以為「知之非艱」，而「行之惟艱」也；惟以人之上進，必當努力實行，雖難有所不畏，既知之則當行之，故勉人以為其難。遂倡為「知行合一」之說曰：「即知即行，知而不行，是為不知。」其勉人為善之心，誠為良苦。無如其說與真理背馳，以難為易，以易為難；勉人以難，實與人性相反。是前之能「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今反為此說所誤，而頓生畏難之心，而不敢行矣。此陽明之說，雖為學者傳誦一時，而究無補于世道人心也。

　　或曰：「日本維新之業，全得陽明學說之功，而東邦人士威信為然，故推尊陽明極為隆重。」不知日本維新之前，猶是封建時代，其俗去古未遠，朝氣尚存；忽遇外患憑淩，幕府無措，有志之士激於義憤，於是倡尊王攘夷之說以鼓動國人。是猶義和團之倡扶清滅洋，同一步調也。所異者，則時勢有幸有不幸耳。及其攘夷不就，則轉而師夷，而維新之業乃全得師夷之功。是日本之維新，皆成於行之而不知其道者，與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實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倘「知行合一」之說果有功于日本之維新，則亦必能救中國之積弱，何以中國學者同是尊重陽明，而效果異趣也。此由於中國習俗去古已遠，暮氣太深，顧慮之念，畏難之心，較新進文明之人為尤甚。故日本之維新，不求知而便行。中國之變法，則非先知而不肯行，及其既知也，而猶畏難而不敢行，蓋誤於以行之較知之為尤難故也。

　　夫維新變法，國之大事也，多有不能前知者，必待行之成之而後乃能知之也。是故日本之維新，多賴冒險精神，不先求知而行之；及其成功也，乃名之曰維新而已。中國之變法，必先求知而後行，而知永不能得，則行永無其期也。由是觀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不過不能阻朝氣方新之日本耳，未嘗有以助之也；而施之暮氣既深之中國，則適足以害之矣。夫「知行合一」之說，若干科學既發明之世，指一時代一事業而言，則甚為適當；然陽明乃合知行於一人之身，則殊不通於今日矣。以科學愈明，則一人之知行相去愈遠，不獨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為一知一行，而以經濟學分工專職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然則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不合於實踐之科學也。

　　予之所以不憚其煩，連篇累牘以求發明「行易知難」之理者，蓋以此為救中國必由之道也。夫中國近代之積弱不振、奄奄待斃者，實為「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一說誤之也。此說深中于學者之心理，由學者而傳于群眾，則以難為易，以易為難。遂使暮氣畏難之中國，畏其所不當畏，而不畏其所當畏。由是易者則避而遠之，而難者又趨而近之。始則欲求知而後行，及其知之不可得也，則惟有望洋興嘆，而放去一切而已。間有不屈不撓之士，費盡生平之力以求得一知者，而又以行之為尤難，則雖知之而仍不敢行之。如是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則天下事無可為者矣。此中國積弱衰敗之原因也。夫畏難本無害也，正以有畏難之心，乃適足導人于節勞省事，以取效呈功。此為經濟之原理，亦人生之利便也。惟有難易倒置，使欲趨避者無所適從，斯為害矣。曠觀中國有史以來，文明發達之跡，其事昭然若揭也。

　　唐虞三代，甫由草昧而入文明；乃至成周，則文物已臻盛軌，其時之政治制度、道德文章、學術工藝幾與近代之歐美並駕齊驅，其進步之速大非秦漢以後所能望塵追跡也。中國由草昧初開之世以至於今，可分為兩時期：周以前為一進步時期，周以後為一退步時期。夫人類之進化，當然踵事增華，變本加厲，而後來居上也。乃中國之歷史，適與此例相反者，其故何也？此實「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一說有以致之也。三代以前，人類混混噩噩，不識不知，行之而不知其道，是以日起有功，而卒底于成周之治化，此所謂不知而行之時期也。由周而後，人類之覺悟漸生，知識日長，於是漸進而入於欲知而後行之時期矣。適於此時也，「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說漸中于人心，而中國人幾盡忘其遠祖所得之知識皆從冒險猛進而來，其始則不知而行之，其繼則行之而後知之，其終則因已知而更進於行。古人之得其知也，初或費千百年之時間以行之，而後乃能知之；或費千萬人之苦心孤詣，經歷試驗而後知之。而後人之受之前人也，似于無意中得之。故有以知為易，而以行為難，此直不思而已矣。當此欲知而後行之時代，適中于「知易行難」之說，遂不復以行而求知，因知以進行。此三代而後，中國文化之所以有退無進也。

　　夫以今人之眼光，以考世界人類之進化，當分為三時期：第一由草昧進文明，為不知而行之時期；第二由文明再進文明，為行而後知之時期；第三自科學發明而後，為知而後行之時期。歐美幸而無「知易行難」之說為其文明之障礙，故能由草昧而進文明，由文明而進於科學。其近代之進化也，不知固行之，而知之更樂行之，此其進行不息，所以得有今日突飛之進步也。

　　當元代時有意大利人馬可波羅者，曾遊仕中國，致位後回國著書，述中國當時社會之文明，工商之發達，藝術之進步，歐人見之尚驚為奇絕，以為世界未必有如此文明進化之國也。是猶中國人士于三十年前見張德彝之《四達奇》一書，所志歐洲文明景象，而以為荒唐無稽者同一例也。是知歐洲六百年前之文物，尚不及中國當時遠甚。而彼近一二百年來之進步，其突飛速率，有非我夢想所能及也。日本自維新以後五十年來，其社會之文明，學術之發達，工商之進步，不獨超過於彼數千年前之進化，且較之歐洲為尤速，此皆科學為之也。自科學發明之後，人類乃始能有具以求其知，故始能進於知而後行之第三時期之進化也。

　　夫科學者，統系之學也，條理之學也。凡真知特識，必從科學而來也。舍科學而外之所謂知識者，多非真知識也。如中國之習聞，有謂天圓而地方、天動而地靜者，此數千年來之思想見識，習為自然，無複有知其非者，然若以科學按之以考其實，則有大謬不然者也。又吾俗呼養子為螟蛉，蓋有取於蜾蠃變螟蛉之義。古籍所傳，螟蛉桑蟲也，蜾蠃蜂蟲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殪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蟲雲。吾人以肉眼驟察之，亦必得同等之判決也。惟以科學之統系考之，物類之變化未有若是其突然者也。若加以理則之視察，將蜾蠃之「取螟蛉，蔽而殪之，幽而養之」之事，集其數起，別其日數，而同時考驗之。又以其一起分日考驗之，以觀其變態。則知蜾蠃之取螟蛉，蔽而殪之是也，幽而養之非也。蔽而殪之之後，蜾蠃則生卵於螟蛉之體中，及蜾蠃之子長，則以螟蛉之體為糧。所謂幽而養之者，即幽螟蛉以養蜾蠃之子也。是蜾蠃並未變螟蛉為己子也，不過以螟蛉之肉，為己子之糧耳。由此事之發明，令吾人證明一醫學之妙術，為蜾蠃行之在人類之先，即用蒙藥是也。

　　夫蜾蠃之蔽螟蛉於泥窩之中，即用其蜂螫以灌其毒手螟蛉之腦髓而蒙之，使之醉而不死，活而不動也。若螟蛉立死，則其體即成腐敗，不適於為糧矣。若尚生而能動，則必破泥窩而出，而蜾蠃之卵亦必因而破壞，難以保存以待長矣。是故為蜾蠃者，為需要所迫，而創蒙藥之術以施之於螟蛉。夫蒙藥之術，西醫用之以治病者尚不滿百年，而不期蜾蠃之用之，已不知幾何年代矣。由此觀之，凡為需要所迫，不獨人類能應運而出，創造發明，即物類亦有此良能也。是行之易，知之難，人類有之，物類亦然。惟人類則終有覺悟之希望，而物類則永無能知之期也。吾國人所謂「知之非艱」，其所知者大都類於天圓地方、天動地靜、螟蛉為子之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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