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景仁論樂書_司馬光

與景仁論樂書

　　九月二十一日，某再拜白景仁足下：

　　蒙示房生尺法，雲生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于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誤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之，縱置之則太長，橫置之則太短。今新尺橫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則大其空徑四厘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為黃鐘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為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仁此來，盛稱此論，以為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積古之謬，袪一世之惑。

　　光竊思之，有所未諭者凡數條，敢書布陳，幸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光按累黍求尺，其來久矣。生所得書，不知傳於何世，而相承積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眾，曾不寤也。又其書既雲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雲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不宜如此冗長也。且生欲以黍實中，乃求其長，何得謂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乎？必若所雲，則為新尺一丈二尺，得無求合其術而更戻乎？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

　　今先累黍為尺，而後制律返生於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向使古之律存，則龡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邪？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為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為三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於書，形之於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於黍，將安取之？凡物之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為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為黃鐘之律，是則律生於量也，量與度皆非律也。舍彼用此，將何擇焉？

　　景仁曰：「古律法空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厘六毫，此四厘六毫者何從出耶？」光謂不然。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耳。若以密率言之，徑七分者，圍二十有二分也。古之為數者，患其空積微之大煩，則上下輩之所為三分者，舉成數而言耳，四厘六毫不及半分，故棄之也。又律管至小，而黍粒體圓，其中豈無負載庣空之處，而必欲責其絲忽不差邪？景仁曰：「生以一千二百黍積實于管中，以為九寸，取其三分以為空徑，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黍之法校之則合矣。

　　若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為法，何得度法獨用一黍？」光按：黃鐘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量，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衡，據其容與其重，非千二百黍不可。至於度法，止於一黍為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為之定率也？景仁曰：「生雲今樂太高，太常黃鐘適當古之仲呂。」不知生所謂仲呂者，果後夔之仲呂耶？開元之仲呂邪？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耶？笛與方響，裡巷之樂，庸工所為，豈能盡得律呂之正？乃欲取以為法，考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大惑也。君子之論，無固無我，惟是之從。景仁苟有以解之，使瑩然明白，則敢不斂衽服義，豈欲徒為此諓諓也。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