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三

卷十三

　　孔子與賓牟賈言《大武》，曰「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武王之志猶不貪商，而孟子曰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謂商之錄未盡也，病其有賢臣也。文王貪商如此其甚，則事君之小心安在哉？豈孔子妄言哉？孔子不妄也，孟子之誣文王也。」或曰：「孟子之心，以天下積亂已久，諸侯皆欲自為雄，苟說之以臣事周，孰能喜也？故揭仁義之竿，而湯、武為之餌，幸其速售，以拯斯民而已矣。」曰：「孟子不肯枉尺直尋，謂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其肯屑就之如此乎？夫仁義又豈速售之物也？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固知有周室矣。天之所廢，必若桀、紂，周室其為桀、紂乎？盛之有衰，若循環然，聖王之後，不能無昏亂，尚賴臣子扶救之耳。天下之地，方百里者有幾？家家可以行仁義，人人可以為湯、武，則六尺之孤可托者誰乎？孟子自以為好仁，吾知其不仁甚矣。」

　　齊王欲見孟子，而稱有疾。明日，出吊。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醜氏宿焉。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夫孟子為齊卿，無官職邪？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孔子德薄且齒少邪？君之所不臣者二，當其為屍，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謂講道之頃耳，非常常然也。人君尊賢，其臣尚當辭，矧可以要之也哉？是孟子之驕習矣，宜乎其教諸侯以反天子也。

　　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今之學者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得以行王道。孟子說諸侯行王道，非取王位也。」應之曰：「行其道而已乎？則何必紂之失之也？何憂乎善政之存？何畏乎賢人之輔？尺地一民，皆紂之有，何害諸侯之行道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行王政而居明堂，非取王位而何也？君親無將，不容纖芥於其間，而學者紛紛，強為之辭。又謂孟子權以誘諸侯，使進于仁義，仁義達則尊君親親，周室自複矣。應之曰：「言仁義而不言王，彼悅之而行仁義，固知尊周矣。言仁義之可以王，彼悅之，則假仁義以圖王，唯恐得之之晚也，尚何周室之顧哉？嗚呼！今之學者雷同甚矣，是孟子而非《六經》，樂王道而忘天子。吾以為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以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以無天子。故作《常語》，以正君臣之義，以明孔子之道，以防亂患於後世耳。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悼學者之迷惑，聊複有言。」（右李泰伯《常語》）毀我知之，譽我知之，是邪非邪？必求諸道，非道則已。孟子，吾知其有以曉然合於孔子者，《常語》不得不進之也。而謂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久則難變，故文王未洽於天下。齊有千里之地，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其數，則過；其時考之，則可。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是教諸侯以仁政叛天子者也，欲為佐命者也，《常語》不得不絕之矣。夫天子，固不可叛也；《六經》，亦不可叛也。苟可叛之，則視孟之書猶寇兵虎翼者也。孟既唱之，學者和之，劉歆以《詩》、《書》助王莽，荀文若說曹操以王伯，乃孟之一體耳。使後世之君，卒不悅儒者，以此。《常語》之作，其不獲已，傷昔之人，以其言叛天子，今之人，又以其言叛《六經》。故曰：天下無孟子則可，不可以無《六經》；無王道則可，不可以無天子。是有大功於名教，非苟言焉。（右陳次公《述常語》）

　　孟軻誠學孔子者也，其有背而違之者，《常語》討之甚明。世之學者，不求其意，漠爾而非之，是亦有由然也。何也？由孔子百餘歲而有孟軻，由孟軻數百歲而及揚雄，又數百歲而及韓愈。揚與韓，賢人也，其所以推尊孟子，皆著於其書。今《常語》驟有異於二子，宜乎其學軻者相驚而譊譊也。然譊譊者，豈知二子之尊軻處，《常語》亦尊之矣。所繆者，教諸侯以叛天子，以為非孔子之志也，又以「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為今之害。故今之儒者，往往由此言而破《六經》，《常語》可不作邪？且由孟子沒千數百年矣，初荀卿嘗一白其非，而扼於揚子雲，及退之「醇乎醇」之說行，而後之學子遂尊信之。至於今茲，其道乃高出於《六經》，《常語》不作，熟為究明？或日：「子言則是矣，如眾口何？」曰：「顧與聖人如何爾，尚誰眾人之間哉！故曰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右傅野《述常語》）

　　桃應問於孟子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叟殺人，則如之何？」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舜安得而禁之哉？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其天下。」劉子曰：「孟子之言，察而不盡理，權而不盡義。孝子之事親也，既外竭其力，又內致其志，不使其親有不義之名，不使其人有間非之言。瞽叟使舜塗廩，從而焚之，乃下；使浚井，從而掩之，乃出；舜往于田，日號泣於旻天，夔夔齊栗，瞽叟亦允若。《書》曰：『父頑，母囂，弟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奸。』由是觀之，舜為天子，瞽叟必不殺人也。仲尼之作《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故以子則諱父，以臣則諱君，豈獨《春秋》然哉？雖為士者亦然。故必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以聽之。昔者商鞅之作法也，太子犯之。鞅曰：太子，君之貳也，不可以刑，刑其傅與師。鞅之法刻矣，然而猶有所移。由是觀之，瞽叟殺人，皋陶必不執也。葉公子高問于孔子曰：『吾黨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何如？』孔子曰：『不可。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由是觀之，瞽叟殺人，皋陶雖執之，舜必不聽也。舜豈以天下有所受，顧臨其親哉？夫聖人莫大焉，天子莫尊焉，以天下養，莫備焉。德為聖人，尊為天子，以天下養，然而不能使其親無一朝之患，是則非舜也。知聖人之德，知天子之尊，知天下養之備焉，而不知天子父之貴也，而務搏執之，是則非皋陶也。無其事雲爾，有其事，奚至於『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故曰孟子之言，察而不盡理，權而不盡義。夫衡之為物也，徒懸則偏而倚，加權焉則運而平。一重一輕之間，聖人權之時也。請問權？曰：皋陶不難棄士，不過失刑而已矣。以君臣權之，天下之為君臣者必定，義莫高焉。舜不難棄位，不過隱法而已矣。以父子權之，天下之為父子者必悅，仁莫盛焉。故善為政者，無以小妨大，無以名毀義，無以術害道，無以所賤幹所貴，迂其身有以利天下則為之，貶其名有以安天下則為之，其唯舜、皋陶乎？」（右劉原父《明舜》）

　　予讀韓愈書，知其斥楊墨、排釋老，以尊聖人之道，其志篤矣。自孟軻揚雄沒，傳其道而醇者，唯韓愈氏而已。然其言孟軻輔聖明道之功不在禹下，斯亦過矣。得非美其流而忘其源乎？當堯之時，洪水浸天下，民病其害深矣。雖堯舜之聖，猶諮嗟遑遑，未有以治之之道，禹乃決橫流而放於海，粒斯民而奠厥居，是天下之患，非禹不能去，昭昭然矣。雖百夔離又何益哉？孔子之道，衣被天地，陶甄日月，萬類之性，人靈之本，孰不由其德而能存乎？苟一日失之，則鳥獸之不若也。當周之亡，辯詐暴橫，聖人之道偶不行于一時，亦猶天地之晦，日月之蝕，運之常也，複何傷乎？盂軻，學聖人者也，憤然而興，辟楊墨，誅叛義，以尊周公、孔子，信有大功於世。然聖人之道無可無不可，苟當時軻之徒不能力排楊墨，橫遏異端，明仁義以訓天下，則聖人之教果從而廢乎？若使聖人之道遭楊墨之害而遂衰微，則亦一家之小說爾，又烏足謂萬世之法哉？軻雖欲張大其教，天下可從而興乎？是聖人之道，不為一人而廢，一人而興，又昭昭然矣。其後嬴政肆虐，火其書，窒其途，愚天下之耳目，使不能通其說，其為害過楊墨遠矣。然漢家之興，則孔氏之言，雷震於海內，豈又由軻之辯而後行邪？故曰：譽之不足益，毀之不足損，由其道大也。後之儒者，有能立言著書，振揚其風，發明其旨則可矣。若曰：隨其廢而興之，因其塞而通之，得非過矣乎？予謂楊墨之禍，未若洪水；然而九年之害，非禹不能平。孔氏之道，雖見侵毀，亦不由軻而益尊。苟毀譽由軻而興，則不足謂之孔氏之道，使聖人複生，必不易於言也。（右張俞《論韓愈稱孟子功不在禹下》）

　　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諡法》曰：「受禪成功曰舜，仁聖盛明日舜。」《白虎通》曰：「舜猶僢僢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孔安國曰：「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為天子五十年，凡壽一百十二歲。」案《書》稱「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言百姓思慕堯德，且明舜雖受終，令天下服喪三年，如繼世之禮，故於「殂落」下終言之。下文雲「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謂堯崩逾年，見於文祖廟而改元。孟軻不達此言，以為三載服除後，舜格于文祖，乃妄稱孔子曰舜既為天子，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若然，當以服除之月至廟，不當用於「正月元日」也。逾年改元，《春秋》常法，迄今如之。軻又雲堯、舜、禹崩，三年喪畢，舜、禹、益皆避其子，然後踐位。且舜正月上日受終文祖，已二十八年，豈容至服除未定，方讓其子？孔安國仍軻之謬，乃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複至文祖廟。周衰，楊墨道盛，孟子排而辟之，可謂醇矣。其於論經義，說世事，知謀往往短局乖戾，陋儒愛其詞簡意淺，雜然崇尚，固可鄙笑也。司馬遷雲：「舜年三十，堯舉之，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堯崩，六十一代堯踐位，三十九年崩。」亦用孟軻舊說也。鄭玄雲：「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征庸三十，謂曆試三十年也。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十歲也。」（右劉道原《資治通鑒外紀》）

　　臣聞《春秋》尊一王之法，以正天下之本，與《禮》之尊無二上，其旨實同。蓋國之於君，家之于父，學者之于孔子，皆當一而不二者。是以明王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大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今國家五十年來，於孔子之道或二而不一矣。其義說歸之于老莊，而設科以《孟子》配《六經》，視古之黜百家而專明孔氏《六經》者，不亦異乎？前者，學官罷黜孔子《春秋》，而表章偽雜之《周禮》，以孟子配乎孔子。而學者發言折中于《孟子》，而略乎《論語》，固可考矣。今皇太子初就外傅之時，會官僚講《孝經》而讀《孟子》，蓋《孟子》不當先諸《論語》者也。如以《孟子》先諸《論語》，豈所以傅道皇太子天資邁世之令德而視之以一德哉？臣愚竊以謂宜講《孝經》而讀《論語》，恭俟講《孝經》畢日，複講其已講之《論語》，則其入德亦易矣。或間日讀《爾雅》以示文字訓詁之本源，而明天地萬物之名實，先儒謂《爾雅》本是周公訓成王之書，信不誣矣。臣愚流落衰暮之時，荷聖君一日非常之眷，自太子左諭德，授以詹事，苟有所志，不敢無犯而有隱。臣愚自度此言一出，必遭世俗誣謗不淺矣。其所恃以安者，陛下聖度，旁燭萬代之微，而不為世俗惑也。重惟太子天下之本，而一本於孔子《六經》，則宗廟社稷之流光不亦偉乎！臣聞以狂瞽獨見之言，幹冒宸庚，不勝惶懼待罪之至。（右晁以道《奏審皇太子讀〈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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