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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三


  孔子與賓牟賈言《大武》,曰「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武王之志猶不貪商,而孟子曰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謂商之錄未盡也,病其有賢臣也。文王貪商如此其甚,則事君之小心安在哉?豈孔子妄言哉?孔子不妄也,孟子之誣文王也。」或曰:「孟子之心,以天下積亂已久,諸侯皆欲自為雄,苟說之以臣事周,孰能喜也?故揭仁義之竿,而湯、武為之餌,幸其速售,以拯斯民而已矣。」曰:「孟子不肯枉尺直尋,謂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其肯屑就之如此乎?夫仁義又豈速售之物也?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固知有周室矣。天之所廢,必若桀、紂,周室其為桀、紂乎?盛之有衰,若循環然,聖王之後,不能無昏亂,尚賴臣子扶救之耳。天下之地,方百里者有幾?家家可以行仁義,人人可以為湯、武,則六尺之孤可托者誰乎?孟子自以為好仁,吾知其不仁甚矣。」

  齊王欲見孟子,而稱有疾。明日,出吊。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醜氏宿焉。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夫孟子為齊卿,無官職邪?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孔子德薄且齒少邪?君之所不臣者二,當其為屍,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謂講道之頃耳,非常常然也。人君尊賢,其臣尚當辭,矧可以要之也哉?是孟子之驕習矣,宜乎其教諸侯以反天子也。

  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今之學者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得以行王道。孟子說諸侯行王道,非取王位也。」應之曰:「行其道而已乎?則何必紂之失之也?何憂乎善政之存?何畏乎賢人之輔?尺地一民,皆紂之有,何害諸侯之行道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行王政而居明堂,非取王位而何也?君親無將,不容纖芥於其間,而學者紛紛,強為之辭。又謂孟子權以誘諸侯,使進于仁義,仁義達則尊君親親,周室自複矣。應之曰:「言仁義而不言王,彼悅之而行仁義,固知尊周矣。言仁義之可以王,彼悅之,則假仁義以圖王,唯恐得之之晚也,尚何周室之顧哉?嗚呼!今之學者雷同甚矣,是孟子而非《六經》,樂王道而忘天子。吾以為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以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以無天子。故作《常語》,以正君臣之義,以明孔子之道,以防亂患於後世耳。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悼學者之迷惑,聊複有言。」(右李泰伯《常語》)毀我知之,譽我知之,是邪非邪?必求諸道,非道則已。孟子,吾知其有以曉然合於孔子者,《常語》不得不進之也。而謂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久則難變,故文王未洽於天下。齊有千里之地,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其數,則過;其時考之,則可。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是教諸侯以仁政叛天子者也,欲為佐命者也,《常語》不得不絕之矣。夫天子,固不可叛也;《六經》,亦不可叛也。苟可叛之,則視孟之書猶寇兵虎翼者也。孟既唱之,學者和之,劉歆以《詩》、《書》助王莽,荀文若說曹操以王伯,乃孟之一體耳。使後世之君,卒不悅儒者,以此。《常語》之作,其不獲已,傷昔之人,以其言叛天子,今之人,又以其言叛《六經》。故曰:天下無孟子則可,不可以無《六經》;無王道則可,不可以無天子。是有大功於名教,非苟言焉。(右陳次公《述常語》)

  孟軻誠學孔子者也,其有背而違之者,《常語》討之甚明。世之學者,不求其意,漠爾而非之,是亦有由然也。何也?由孔子百餘歲而有孟軻,由孟軻數百歲而及揚雄,又數百歲而及韓愈。揚與韓,賢人也,其所以推尊孟子,皆著於其書。今《常語》驟有異於二子,宜乎其學軻者相驚而譊譊也。然譊譊者,豈知二子之尊軻處,《常語》亦尊之矣。所繆者,教諸侯以叛天子,以為非孔子之志也,又以「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為今之害。故今之儒者,往往由此言而破《六經》,《常語》可不作邪?且由孟子沒千數百年矣,初荀卿嘗一白其非,而扼於揚子雲,及退之「醇乎醇」之說行,而後之學子遂尊信之。至於今茲,其道乃高出於《六經》,《常語》不作,熟為究明?或日:「子言則是矣,如眾口何?」曰:「顧與聖人如何爾,尚誰眾人之間哉!故曰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右傅野《述常語》)

  桃應問於孟子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叟殺人,則如之何?」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舜安得而禁之哉?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其天下。」劉子曰:「孟子之言,察而不盡理,權而不盡義。孝子之事親也,既外竭其力,又內致其志,不使其親有不義之名,不使其人有間非之言。瞽叟使舜塗廩,從而焚之,乃下;使浚井,從而掩之,乃出;舜往于田,日號泣於旻天,夔夔齊栗,瞽叟亦允若。《書》曰:『父頑,母囂,弟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奸。』由是觀之,舜為天子,瞽叟必不殺人也。仲尼之作《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故以子則諱父,以臣則諱君,豈獨《春秋》然哉?雖為士者亦然。故必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以聽之。昔者商鞅之作法也,太子犯之。鞅曰:太子,君之貳也,不可以刑,刑其傅與師。鞅之法刻矣,然而猶有所移。由是觀之,瞽叟殺人,皋陶必不執也。葉公子高問于孔子曰:『吾黨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何如?』孔子曰:『不可。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由是觀之,瞽叟殺人,皋陶雖執之,舜必不聽也。舜豈以天下有所受,顧臨其親哉?夫聖人莫大焉,天子莫尊焉,以天下養,莫備焉。德為聖人,尊為天子,以天下養,然而不能使其親無一朝之患,是則非舜也。知聖人之德,知天子之尊,知天下養之備焉,而不知天子父之貴也,而務搏執之,是則非皋陶也。無其事雲爾,有其事,奚至於『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故曰孟子之言,察而不盡理,權而不盡義。夫衡之為物也,徒懸則偏而倚,加權焉則運而平。一重一輕之間,聖人權之時也。請問權?曰:皋陶不難棄士,不過失刑而已矣。以君臣權之,天下之為君臣者必定,義莫高焉。舜不難棄位,不過隱法而已矣。以父子權之,天下之為父子者必悅,仁莫盛焉。故善為政者,無以小妨大,無以名毀義,無以術害道,無以所賤幹所貴,迂其身有以利天下則為之,貶其名有以安天下則為之,其唯舜、皋陶乎?」(右劉原父《明舜》)

  予讀韓愈書,知其斥楊墨、排釋老,以尊聖人之道,其志篤矣。自孟軻揚雄沒,傳其道而醇者,唯韓愈氏而已。然其言孟軻輔聖明道之功不在禹下,斯亦過矣。得非美其流而忘其源乎?當堯之時,洪水浸天下,民病其害深矣。雖堯舜之聖,猶諮嗟遑遑,未有以治之之道,禹乃決橫流而放於海,粒斯民而奠厥居,是天下之患,非禹不能去,昭昭然矣。雖百夔離又何益哉?孔子之道,衣被天地,陶甄日月,萬類之性,人靈之本,孰不由其德而能存乎?苟一日失之,則鳥獸之不若也。當周之亡,辯詐暴橫,聖人之道偶不行于一時,亦猶天地之晦,日月之蝕,運之常也,複何傷乎?盂軻,學聖人者也,憤然而興,辟楊墨,誅叛義,以尊周公、孔子,信有大功於世。然聖人之道無可無不可,苟當時軻之徒不能力排楊墨,橫遏異端,明仁義以訓天下,則聖人之教果從而廢乎?若使聖人之道遭楊墨之害而遂衰微,則亦一家之小說爾,又烏足謂萬世之法哉?軻雖欲張大其教,天下可從而興乎?是聖人之道,不為一人而廢,一人而興,又昭昭然矣。其後嬴政肆虐,火其書,窒其途,愚天下之耳目,使不能通其說,其為害過楊墨遠矣。然漢家之興,則孔氏之言,雷震於海內,豈又由軻之辯而後行邪?故曰:譽之不足益,毀之不足損,由其道大也。後之儒者,有能立言著書,振揚其風,發明其旨則可矣。若曰:隨其廢而興之,因其塞而通之,得非過矣乎?予謂楊墨之禍,未若洪水;然而九年之害,非禹不能平。孔氏之道,雖見侵毀,亦不由軻而益尊。苟毀譽由軻而興,則不足謂之孔氏之道,使聖人複生,必不易於言也。(右張俞《論韓愈稱孟子功不在禹下》)

  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諡法》曰:「受禪成功曰舜,仁聖盛明日舜。」《白虎通》曰:「舜猶僢僢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孔安國曰:「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為天子五十年,凡壽一百十二歲。」案《書》稱「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言百姓思慕堯德,且明舜雖受終,令天下服喪三年,如繼世之禮,故於「殂落」下終言之。下文雲「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謂堯崩逾年,見於文祖廟而改元。孟軻不達此言,以為三載服除後,舜格于文祖,乃妄稱孔子曰舜既為天子,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若然,當以服除之月至廟,不當用於「正月元日」也。逾年改元,《春秋》常法,迄今如之。軻又雲堯、舜、禹崩,三年喪畢,舜、禹、益皆避其子,然後踐位。且舜正月上日受終文祖,已二十八年,豈容至服除未定,方讓其子?孔安國仍軻之謬,乃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複至文祖廟。周衰,楊墨道盛,孟子排而辟之,可謂醇矣。其於論經義,說世事,知謀往往短局乖戾,陋儒愛其詞簡意淺,雜然崇尚,固可鄙笑也。司馬遷雲:「舜年三十,堯舉之,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堯崩,六十一代堯踐位,三十九年崩。」亦用孟軻舊說也。鄭玄雲:「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征庸三十,謂曆試三十年也。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十歲也。」(右劉道原《資治通鑒外紀》)

  臣聞《春秋》尊一王之法,以正天下之本,與《禮》之尊無二上,其旨實同。蓋國之於君,家之于父,學者之于孔子,皆當一而不二者。是以明王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大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今國家五十年來,於孔子之道或二而不一矣。其義說歸之于老莊,而設科以《孟子》配《六經》,視古之黜百家而專明孔氏《六經》者,不亦異乎?前者,學官罷黜孔子《春秋》,而表章偽雜之《周禮》,以孟子配乎孔子。而學者發言折中于《孟子》,而略乎《論語》,固可考矣。今皇太子初就外傅之時,會官僚講《孝經》而讀《孟子》,蓋《孟子》不當先諸《論語》者也。如以《孟子》先諸《論語》,豈所以傅道皇太子天資邁世之令德而視之以一德哉?臣愚竊以謂宜講《孝經》而讀《論語》,恭俟講《孝經》畢日,複講其已講之《論語》,則其入德亦易矣。或間日讀《爾雅》以示文字訓詁之本源,而明天地萬物之名實,先儒謂《爾雅》本是周公訓成王之書,信不誣矣。臣愚流落衰暮之時,荷聖君一日非常之眷,自太子左諭德,授以詹事,苟有所志,不敢無犯而有隱。臣愚自度此言一出,必遭世俗誣謗不淺矣。其所恃以安者,陛下聖度,旁燭萬代之微,而不為世俗惑也。重惟太子天下之本,而一本於孔子《六經》,則宗廟社稷之流光不亦偉乎!臣聞以狂瞽獨見之言,幹冒宸庚,不勝惶懼待罪之至。(右晁以道《奏審皇太子讀〈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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