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聞見後錄(330)_邵博

三三〇

　　晁說之以道，其姓名蚤列東坡先生薦賢中。崇甯初，又以應詔言事，編部黨者，三十暑寒不赦。淵聖帝元年起入西掖，典制命，獨以上輩舊學遇之，其初見帝之言，亦陳瑩中《尊堯》之意也。曰：

　　「臣竊以謂善觀聖帝明君成天下之業者，不觀其跡而觀其志。恭惟神宗皇帝，巍巍然之功在天下者，孰不睹矣。其末年所以為天下後世慮者，未易為單見淺聞道也。神宗皇帝即位之初，卻韓琦論新法之疏，至於再三。逮琦之薨，與兩宮震悼，躬制神道碑，念之不已，每對臣僚，稱琦為社稷之臣。方即位初時，深欲相富弼，弼辭以疾，退居洛陽。弼在洛陽多以手疏論天下大利害，皆大臣之所不敢言者。神宗欣然開納，賜以手劄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而卻之曰：『若如此，則富弼手疏稱「老臣無處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至矣。』弼之薨，神宗躬制祭文，有曰：『言人所難，議定大策，謀施廊廟，澤被四方，他人莫得而預也。』又其即位之初也，獨以潁邸舊書賜司馬光，逮光不願拜樞臣之命，而歸洛陽，修《資治通鑒》，隨其所進，命經筵讀之，其讀將盡而所進未至，即詔趨之。

　　熙甯中，初尚淄石硯，乃躬擇其尤者賜光，其書成，賜帶，乃如輔臣品數賜之。嘗因蒲宗孟論人材，乃及光曰：『未論別，只辭樞密一節，自朕即位來，唯見此一人。』在元豐末，靈武失利，神宗當寧慟哭，大臣不敢仰視。已而歎曰：『誰為朕言有此者？』乃複自發言曰：『唯呂公著數為朕言之，用兵不是好事。』豈咎公著常爭新法不便於熙甯初哉？

　　元豐之末，將建太子，慎求宮僚，神宗宣諭輔弼，獨得司馬光、呂公著二人，于王安石、呂惠卿何有哉？至厭薄代言之臣，謂一時文章不足用，思複辭賦，章惇猶能為蘇軾道上德音也。經筵蔡卞愈為恍惚蕩漾之說，上意殊不在；逮趙彥若以經侍，則皆忠實純樸之言也。上聽之喜，因問曰：『安得此說？』彥若對曰：『先儒傳注，臣得以發之。』上益喜。其在政事，因韓絳自請前日謬於敷奏之罪，乞旨改正。上欣然歎曰：『卿不遂非甚好，若是王安石，則言害臣之道矣。』元豐末，不得已創為戶馬之說，神宗俯首歎曰：『朕於是乎愧于文彥博矣。』王珪等請宣德音，複曰：『文彥博頃年爭國馬不勝，乃奏曰：陛下十年後必思臣言。』珪因奏曰：『罷去祖宗馬監，是王安石堅請行之者，本非陛下意也。』上複歎曰：『安石相誤，豈獨此一事！』安石在金陵見元豐官制行，變色自言曰：『許大事，安石略不得預聞。』安石漸有畏懼上意，則作前後《元豐行》，以諂諛求保全也。先是，安石作《詩義序》，極於諂諛，上卻之，令別撰，今所施行者是也。神宗聞安石之貧，命中使甘師顏賜安石金五十兩。

　　安石好為詭激矯厲之行，即以金施之定林僧舍，師顏因不敢受常例，回，具奏奏之，上諭禦藥院牒江甯府，于安石家取甘師顏常例。安石約呂惠卿，無令上知一帖，惠卿既與安石分黨，乃以其帖上之；上問熙河歲費之實于安石，安石諭王韶，不必盡數以對，韶既叛安石，亦以安石言上之。不知自昔配饗大臣，嘗有形跡如此之類乎？安石不學孔子《春秋》而配饗孔子，晚見薄于神宗而配饗神宗，無乃為國家政事之累乎？

　　神宗一日盡釋市易務禁錮保人在京師者，無慮千人，遠近聞之，罔不手足舞蹈歡喜。神宗嘗恨市易法曰：『百姓家大富者，猶不肯圖小利，國家何必屑屑如此邪？』嗚呼，上天若賜眷祐神宗，更在位數年，則市易法之類，躬自埽除之，不使後日議者紛紛，知為謀而不知為聖君之累乎？有志之士，痛心疾首，不能已者，政為是也。陛下圖治之初，近當奉上皇求言之詔，遠當成神宗晚歲之志，則天下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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