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全傳五十四　舉辦外債(3)

五十四　舉辦外債(3)

　　時清廷複下其議于宗棠，宗棠複抗辯：

　　臣之奏借洋款，原因各省應協款項積欠成巨，陳陳相因。馴至洋防議起，照常年又減至一半以外，頻催罔應，計無複之，萬不得已而有此請，非不知借用洋款非正辦也。沈葆楨與臣素相契洽，其清強有執，臣常自愧不如。原奏義正詞嚴，複舉兩湖應解江防銀兩移撥西征，亦實情理兩得。然其代為臣謀，究不如臣之自為謀也。姑就其論國債一說詳之：泰西各國經常用度，原有定數。其格外之費，均由其國富商酌度承認，自出資本經營，由公司抽收課稅，以裕國用，如開礦、治水諸大工作，原奏所謂輕利博重利者是也。下非放債，上非借債，不得概以國債名之。間有由其官中授意興辦，如英吉利開印度通緬甸達滇邊山路，圖就近銷售鴉片，則官主謀而商應募，不在此例。至各國用兵，除報怨雪仇外，均為其國商賈爭利起見，兵費例由紳士商民認定，計期取償於官，則為國債。非臣臆說也。原奏英、美有國債不失為富強，西班牙、土耳其以債傾國，日本蹈其覆轍；而謂英、美舉債于本國，猶是藏富於民，非西班牙等國輸息鄰封之比，是矣。至論各國舉債攸殊，有同異之分，尚非探原之論。

　　夫英、美富強，甲于海國，由來已久。兵費借其本國之債，不待求助鄰封，自然之理。西班牙不善經營，土耳其耽吸鴉片，日本因欲去其大將軍之逼，舉國以奉西人，割地以給俄人，出其額征為質。各國衰亡之征，由其自致。若謂借本國之債者，必富且強；借鄰封之債者，自貽困蹙，而引之為借用各國洋款之戒，非定論也。就日本借用洋款而言，因其國有逞志朝鮮，取償國債之心，洋人遂以此蠱人，陰為各國外海總埠頭之計。日本未嘗不知，只緣既與定議，不敢複有異同，隱忍遷就，勉而出此，非所論於西征一局。夫西徵用兵，以復舊疆為義，非有爭奪之心。借千萬鉅款，濟目前急需，可免懸軍待餉。十年計息，所耗雖多，而借本於前，得以迅赴事機，事之應辦者可以速辦，如減撤防軍以省糜費，籌設新制以浚利源，隨時隨處，加意收束。計十年中所耗之息，可取償十年之中，非日本之尋釁舉兵，與洋人共利可比。

　　至西班牙舉債經商，本奸商騙賴之類也；土耳其舉債傾國，本紈袴敗家之類也，烏可同年而語哉。以海疆按年應協之餉，以還按年應還陝甘借款本息，不必得半而已足，是大有造於塞防而無所損於洋防。原奏謂洋款取償於海關，海關仍待濟於各省，各省僅籌協餉，已催解不齊，令兼籌協餉之息，何能如期以應。查借用洋款向章，海關出票定數，督撫鈐印歸款。此次辦法，自亦如此。各省關印票之數，原劃定各省關應協之款；並非於協餉外，兼籌協餉之息。事理著明，非可隱占。其與解部之款，本不相涉。原奏所稱海關病、部庫病者，其源在各省協餉之愆期。現奉諭旨：自光緒二年（1876）起，如不能照原撥添撥數目，解至八成以上，即將該藩司、監督照貽誤京餉例，由該部指名嚴參。此後海關自可不至代人受過。平心而言，借用洋款，實于中國有益無損。

　　泰西各國興廢存亡，並非因借債與不借債之故，其理易明。即以現在局勢言之，臣非先後借用洋款，則此軍不能延至今日。上年，李鴻章有二千萬待借之奏。即沈葆楨辦理台防，亦曾借用洋款六百萬兩，嗣因倭事速定，部議停止四百萬。今倭患息而西事殷，重理舊說，似非不可。應請旨飭下兩江督臣，即代臣借洋款四百萬兩，迅解來甘。臣得此款，清還新借陝、鄂、上海各款一百二十萬兩，當可餘二百數十萬兩，暫資敷衍。如各省關自本年正月起，協款能解足八成以上，臣軍有的餉源源而來，苟可設法騰挪，何肯以催餉頻煩，自取憎厭。倘各省關未能如數報解，微臣計無複之。洋款既不能借，則非息借華商鉅款不可，而息借華商鉅款，若不謀之兩江，則又無從著想，此臣之苦衷，不得不預為陳明者也……

　　於是清廷折衷定議，飭由戶部借撥二百萬兩，由各省關將應協西征款提前撥解三百萬兩，由宗棠自行籌借外債五百萬兩，仍合成一千萬兩之數。而於葆楨所請由內帑撥助，竟一毛不拔。同時對於葆楨移撥他款之議，亦未接納，僅令將江蘇原協陝西一萬兩可否移撥，由宗棠徑與陝西巡撫商辦。其戶部撥借之二百萬兩，戶部原仍責望各省關在應協西征款內扣還；而清廷以為如此則西征餉需仍難周轉，飭改由議撥南北洋海防經費內按年酌提一半歸還。宗棠固常怪各省關欠解西征協款，由於議撥海防經費，而葆楨猶為辨明各省關對於海防經費亦多欠解，今清廷仍犧牲海防經費二百萬兩，以成全宗棠之西征，宗棠亦可躊躇滿志矣。

　　至此，一場爭議於以解決。而宗棠第四次西征外債之五百萬兩，即由此發生。所尚可研究者：宗棠西征舉借外債，已有三次，均系自行辦理。何以其後續借一千萬兩，不援本身之成案，而反請以援台防辦法，責之葆楨？依宗棠在他一奏疏中自陳：「所以必商之兩江者，上海為中外商賈銀洋匯萃之所，商借洋債，恒必由之，而現任督臣原有借定未用之款，重理舊說，息耗斷不至頓增。」惟此說也，竊意非宗棠由衷之言。其關鍵殆在利率之一點。宗棠第一次外債，月息一分三厘；第二次息率如何，雖未能考定，要與第一次相若。第三次年息一分零五毫。然葆楨之台防外債，為年息八厘。相形之下，出入甚巨，宗棠當心有所不安，遂請由葆楨代借，故原奏有曰：「至其息銀多寡及一切辦法，請由沈葆楨酌定，臣不與聞。」嗣清廷既准其自借五百萬兩，則又陳明：「惟借少則期近息重，恐未能如台防十年八厘之輕耳」，實為第四次之五百萬兩外債利息預留地步。其後五百萬兩借款訂成，合算利息，果仍有每月一分二厘五毫之巨。注763

　　總之，當時朝野對於宗棠舉辦外債從事西征，多不謂然，而尤以其息重為病。如舉借一千萬兩議初起，福建巡撫丁日昌並有洋債不宜多借之奏。李鴻章亦頗同情於葆楨，而不滿於宗棠。其時與葆楨一劄曰：

　　……左帥擬借洋款千萬，以圖西域，可謂豪舉。但冀利息稍輕，至多不過七厘。各省由額協項下分還，亦未免吃力。何可獨諉諸執事耶……

　　又一劄曰：

　　……左相西餉，仍准借洋款五百萬，無須尊處代籌。若由胡雪岩等經手，利息必重。且恐洋人因規複新疆，居奇勒掯……注764

　　在紀澤《使西日記》中，又有數則論及第三次借款。光緒五年（1879）三月二十四日云：

　　新報言：左相借洋款三百五十萬，以供西北餉項，不知確否。此事有可為長歎息者二焉：一則八厘洋息，西洋無此比例。以中華之脂，暗填重息，以飽他人。一則中國借民債往往脫空欺騙，使蚩蚩之氓聞風畏懼，遇有緩急，不得不貸諸洋商。夫洋商豈真運海外之銀，以濟吾華之窘哉。仍購募股份，取諸華民耳。一轉移間，而使中國之鉅款，公私皆不獲其利；顧以子母之息，歸諸居間之洋商，謂之得計可乎。

　　五月初十日云：

　　與清臣一談。清臣言：英法兩國借貸子息常例三厘有半，重者不過四厘。中國借洋款子息一分，銀行經手者得用費二厘，債主得八厘，蓋子息之最重者。其故有二：一則經手不得其人，無為國省費之心；二則借得之財，以供軍餉，而不甚講求礦務、鐵路興利之政；西人以為有借無入，故不敢放手借出；非貪重息者，不放債也。其說良是。

　　十二月初二日云：

　　葛立德言及胡雪岩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報一分五厘。奸商謀利，痛民蠹國，雖籍沒其資財，科以漢奸之罪，殆不為枉。而或委任之，良可慨已。注765

　　而《申報》則有「左帥餉絀擬借西債」一則，亦系就一千萬兩一案立言：

　　諺云：三軍未動，糧草先行。夫士飽馬騰，必由於餉糈充裕也。左相統師關隴，出關遠剿，為期將十載，欠餉至千數百萬，目前又有餉潰兵變之謠。然複知師有不能不用，師有未可久用也。夫漢武承文景之盛，海內富庶，勒兵單于台，時不過五年，眾不過二十萬，左藏空虛，雖有蔔式之急公，桑宏羊之聚斂，卒致匱乏。諸葛武侯經營中原，必先興屯政。嗣後羊叔子（祜）圖東吳，宋太祖取江南，非寓兵於農，即因糧於敵。斷無常籌千百萬之餉，營師千萬里之外，而能不匱不蹶，久相支撐者也。道光末、咸豐初，發逆起事，至同治中，始行肅清，蹂躪十餘省，兵勇數十萬，遷延二十載，軍務之大且久，無過於此。顧皆腹內財富之區，複一城，即有一城之物產；非若塞外不毛之地，得一處，尚須一處之費用也。然則力有不支，勢又難已，非借西債不可。惟是法無異饑食漏脯，渴飲鴆酒，饑渴未療，而身將先殞矣。昔周赧王曾向咸陽大賈借債，不能償，至築台避之，故諡法曰赧，言其無顏也。蓋借款千萬，轉瞬十年，即變為一千六百萬；二十年，變為三千二百萬矣。數十年後，竭中國之帑項，不敷還債。設遇金饑木穰，意外動用，又將若何。故借債雖紓目下之急，實不顧將來父子切骨之災也。

　　雖其言是否得當，殊有疑問，要未嘗不可反映一般社會之感想。注766

　　所謂利息過重，由經手人分肥一點，按清臣與葛立德均為英人（清臣其時為紀澤客卿），其言債主實得八厘，當屬可信。又按湯象龍著《民國以前關稅擔保之外債》一文，對於宗棠第三次與第四次借款引H.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hinese Empire，謂利率均常年八厘，尤為史實。注767是則超過常年八厘之數，即謂為被胡光墉等所分肥可耳。

　　中法為越南啟釁，宗棠督辦福建軍務，又嘗舉借外債，計英金一百萬鎊，合規平三百九十三萬四千四百二十六兩二錢三分。利率僅為常年九厘。自光緒十一年（1885）起，於十年內還清，半年一期，共二十期，經戶部奏准，分攤於下列三海關：

　　閩海關　本二百萬兩　息一百二十三萬七千零六十八兩有奇

　　江海關　本一百二十萬兩　息七十四萬二千二百四十一兩有奇

　　浙海關　本七十三萬四千四百二十六兩二錢三分　息四十五萬四千二百六十七兩有奇

　　均於期前六十日，由各關解由福建匯還。注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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