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全傳五十二　鹽政改票

五十二　鹽政改票(1)

　　食鹽徵稅，本為財政上一種不良之制度。顧吾國榷鹽，遠在漢時。雖曆有變遷，然常為國家收入之一大來源。清代行鹽，其先大抵採用一種引制。就某一區域，按其食鹽可能之消費量，歸商人擔認運銷。因運銷數量之單位曰引，故運銷之口岸曰引地，運銷之商人曰引商。每引若干斤，納稅若干，均由政府規定。且擔認運銷若干，須在規定時期如數銷訖，否則仍應按引繳足稅銀。其後複有一種票制，准商人各視財力所及，認銷若干引之鹽。照繳稅銀後，給予鹽票，憑票面所載認銷數量及指定區域運鹽經銷。惟鹽務情形複雜，素為弊藪。而其稅厘（引商納稅不納厘，票商稅厘並納），則關係國家收入，其供求又關係生產者與消費者之生活。苟非管理得宜，極易形成嚴重之局面。故吾國自來名臣懷抱經濟者，無不於鹽政注意探討。況清代產鹽省區之總督均兼管鹽政，故於行鹽一事，尤不能不深切關懷，隨時有所設施，如陶澍、曾國藩、左宗棠皆其儔也。

　　浙江行鹽，向采引制。由本省之杭州、嘉興、紹興、寧波、台州、溫州及江蘇之松江七屬分管。松江一屬包括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及太倉等四府一州，又所謂蘇五屬者也。每年規定銷額：正引八十萬五千三百九十六道，照改余引八萬道，餘引十五萬道。共征課銀三十二萬數千兩。但當道光年間，已每年僅能銷至五六成。自咸豐三年（1853），太平軍入據江甯省城，江浙政治失其常軌，杭州、嘉興與松江三所所轄引地，逐漸為淮鹽所侵灌，浙鹽銷數益大減。惟紹興一所因借銷淮鹽在江西之引地，不至全行廢墮。然自十年（1860）以後，安徽與江蘇在江南之各郡縣相繼淪陷，已而浙江同是遍地戰氛，運道阻塞。於是紹興引課，亦複崩潰。此為宗棠未入浙江以前狀況。

　　同治二年（1863），宗棠督師衢州，嗣浙東各郡縣先後克復，始飭紹興行鹽試改票制。及全省肅清，而調查鹽政案牘，蕩然無存，鹽商鹽灶大半凋零，間有一二舊商，皆避亂甫歸，赤貧如洗，勢難責令繼續領引銷鹽。於是令杭州、嘉興、松江三所一律暫改票制。無論新商、舊商，但能納資到庫，即給票認地行運。自同治四年（1865）起，以一年為期別由政府助以下列四端：

　　（一）首重緝私，以疏票引；
　　（二）痛改浮費，以紓商困；
　　（三）核減賣價，以敵鄰私；
　　（四）嚴查煎數，以杜影射。注734

　　冀原引課之早日如數恢復。

　　福建行鹽，當道光、咸豐年間，有官幫，有商幫。官幫之中間，又有福州、興化、漳州與泉州四府屬二十一廳縣之各幫及縣澳各幫。商辦之中，又有官代商運一種。官幫每年應完正課銀三萬八千四百餘兩，溢課及額外盈餘四萬二千七百餘兩，共八萬一千一百餘兩。商幫每年應完正課銀十一萬五千五百餘兩，溢課及額外盈餘九萬五百餘兩，共二十萬六千一百餘兩。官商兩幫合計，二十八萬七千三百餘兩。此兩幫均積弊重重，而鹽場人員尤為腐敗。就福州等幫言之：課皆向歸州縣徵收，無論已未征數，均應按日計算，責令完繳。因州縣畏難苟安，任人包辦，名曰穙戶（即館辦之別名）。

　　其以地方民情刁蠻，不敷征解者，固非無有；而獲有盈餘者，實亦不少。徒以甲年所收之課，必待乙年奏銷；相率以二三分抵充布政使庫軍需，冒銷無著之款，避免革職處分。其餘則盡飽私囊，攘為己有。縱經鹽法道嚴劄頻催，而抗延不交，竟成積習。就縣澳各幫言之：距鹽場較近，收私賣私，習為固然。其始地方官姑為隱忍，久之官勢浸衰，私梟浸熾。於埕私、場私、包私、船私、幫私、引私之外，複有糾黨持械，明目張膽之擔私。與官爭利，與商為仇。到處皆然，無從捕治。就西路商幫言之：一商倒幫，分派各商代課。課額愈多，成本愈重。又加以規費之需索，流交之帑息，海溪之險阻，虧折坐耗，不數年而資產蕩然，倒罷相繼。

　　又就官代商運言之：商幫倒罷，篷額無人認配，又變為官運。試辦之始，銷路尚覺疏通。久之，官視為利藪，開銷挪墊，虛抵搪塞，辦運者扣費以入私橐，督銷者賣私以取盈餘。比課額太懸，又捏報失水、搶毀等情，上下分肥，弊端百出，致所領成本，逐漸消磨。至鹽場人員本有督曬配運之責，有緝私修坎之責。今因場署大半無存，官坎莫考，遂不駐場經理，借寓省城。遇有海私進口，商人收買運銷；又冒認場分，指私為官，截角收買，借圖漁利。致埕坎全廢，遍地皆私。濱海之民久不知場員為何官，配鹽為何事。坐是種種原因，故當咸豐初年，已認有整理必要。彼時所擬辦法：曰就場征課，曰按包抽稅。只以主管鹽政者之因循，複經太平軍之竄擾，而全省鹽綱幾至全廢。如同治元年（1862），雖報收課銀二十一萬兩有奇，實解止八萬兩有奇；二年僅報收銀十萬兩有奇，實解更止六萬兩有奇。四年（1865），宗棠蒞閩浙總督任，斷然試辦票制，期以一年，其具體辦法為：

　　（一）用鹽道票代引，名曰販單；
　　（二）西路以引商為票商，縣澳以穙戶為販戶；
　　（三）西路每引原為六百七十五斤，以三十引起票，東南路及縣澳每引原為一百斤，仍以百斤起票；
　　（四）兩路每引征正課銀四兩五錢零，每兩加耗一錢，又每兩抽厘四錢；東南路及縣澳每引征正課銀四錢四分零，亦每兩加稅一錢，又每兩抽厘五錢。注735

　　一面收束過去：

　　（一）將咸豐七年（1857）前積欠無法分年帶征之課銀八十七萬一千二百餘兩，悉予蠲免。注736
　　（二）將同治二年（1863）商幫溢課及三年（1864）正課銀二十萬六千一百餘兩，先勻分四年帶完後准歸入票運帶征，統收統算。注737
　　（三）將一、二兩項外官商幫積欠銀四百余萬兩，仍行追繳。注738
　　（四）將辦理貽誤之鹽法道潘駿章奏參革職，並追繳賠項。注739

　　一面整飭未來：

　　（一）裁革所有雜課、陋規及一切冗費。
　　（二）嚴誡鹽場人員，駐場督配。
　　（三）就各府、州、縣分設局卡，重抽私販。
　　（四）就下游濱海一帶地方，酌撥師船駐防，以杜擔私船私偷漏。注740

　　詎意戶部對於驟改票制，大為不滿，移文詰責。宗棠覆奏，逐加痛駁。並指明試行票制半年內：

　　（一）課厘已收銀十六萬數千兩，待收十余萬兩，足抵同治元、二年間（1862～1863）一年及一年半所收之數；
　　（二）積欠已追回銀五萬餘兩；
　　（三）陋規已裁革每年七八萬兩。其疏尾更慨乎言之：

　　……從前部臣知閩鹺之日壞，奏議改章，若前任督、撫臣肯不計身家利害，毅然為國家長久之計，則現在新獲之效，早行之十餘年以前，計所獲已不下二百余萬兩，何至積欠至四百余萬兩之多。乃從前積欠至四百萬兩，而不聞部臣參辦責賠；茲力排眾議，奏請試行，而部臣轉持苛論。事關國計，臣安敢緘默不言。總之任法不如任人，人存而政斯舉；興利不如除弊，弊盡而利自生。鹽務為腥膻之場，為奸弊之藪，見效最難，致謗則易。苟無潔己奉公，獨立不懼之員，即改行票運，臣亦安能保其必無流弊。惟據現在而論，臣雖不肖，斷不敢計及身家利害，重負君父；鹽道吳大廷尚知自愛，又正當感恩圖報之時，斷無背公營私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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