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全傳四十九　禁革田賦浮收

四十九　禁革田賦浮收(1)

　　田賦自昔為吾國國庫收入之大宗，亦可謂集弊害之大成。卒之，有損於民而無益于國。左宗棠於此頗有所改革，而以湖南啟其端。

　　咸豐四年（1854），湖南穀賤銀貴，而田賦之額外課求尤劇，人民窮於完納。湘潭一縣，平時每年可收糧米銀四五萬兩，至是僅收四千兩左右。士人周煥南詣布政使呈求改善徵收章程，不納，扣交長沙縣看管。既釋出，複詣巡撫遞呈，代表人民公意，自願地丁每兩加銀四錢，漕米折色照部章每石納銀一兩三錢，加納銀一兩三錢，補助軍需，又加銀四錢補助縣衙門辦公費用。宗棠以其法有利於人民與國庫及本省軍需，而無損於官也，力勸巡撫駱秉章准其議。而布政使與督糧道則以其雖無損於官，而究剝奪官之利益，多方反對，幸秉章堅持，嚴令湘潭縣照行；至歲終，收入大旺，竟達十余萬兩。湘潭漕折最重者，向恒以錢二十五千文納一石，今乃改為錢三千八百文納一石，若市價米每石錢二千文，則除即以二千文歸國庫外，其餘以一千文充本省軍餉，八百文充本縣使用，所謂民減賦而國用增者此也。嗣長沙、善化等縣士紳皆起而援例請求。宗棠由是佐秉章就其他各縣斟酌情形，陸續依此方針改定。八年（1858）四月，代秉章草奏《瀝陳湖南籌餉情形》一折，記其事甚詳，可見當日田賦之弊害何在，亦可見禁革之方法何在：

　　……湖南各屬錢漕科則，原為輕減。近時民間艱於完納，不但難期年清年款，並有逋欠數年未能完納者。臣察訪各屬情形，雖受弊之輕重不同，而究其致弊之原，不外官吏之浮收與銀價之翔貴而已。州縣廉俸無多，辦公之需全賴錢漕陋規，稍資津貼。缺分之優瘠，即視陋規之多寡為衡。此東南各省所同，不獨湖南一省為然，湖南亦不獨今日為然也。沿襲既久，逐漸增加。地丁正銀一兩，民間有費至數兩者。漕米一石，民間有費至數石者。款目繁多，民間難以折算，州縣亦難逐一清厘，一聽戶糧書吏科算徵收。包征包解，不饜不止。每遇完納銀米，整數之外尚有奇零，則一併收作整數。如一分一厘則收作二分，一升一合則收作二升之類，名曰收尾。小戶窮民，尤受其累。未完納之先，有由單，由單有費。既完納之後，有串票，串票有費。

　　其完納稍遲者，糧書先時借墊，計息取償，多至數倍。官為出差催追，名曰揭差。每一揭差下鄉，則一鄉為之震聳。此弊之原于官吏，害及於民，而小戶為尤甚者也。官吏既視錢漕為利藪，刁衿、劣監即從而挾持之，每人索費數十兩、百兩。人數多者，一縣或至數十人，名曰漕口。少不遂意，則阻撓鄉戶完納，或赴上司衙門砌詞控告。甚至糾聚多人，闖署毆吏，釀成事端。州縣于開徵之時，必先將此輩籠絡安置，而後可期無事。此弊之原于刁衿、劣監，官吏受之，其害仍及於民者也。從前銀價，乾隆、嘉慶年間，每銀一兩，易錢一千文。道光初年，每銀一兩，尚止易錢一千三四百文。自後漸次增長至二千文。近更增至二千三四百文。農民以錢易銀，完納錢漕，暗增一倍有餘之費。咸豐元、二、三、四等年（1851～1854），錢糧之多民欠，實由於此。

　　迨五年（1855）秋後，收成稍稔。每谷一石，僅值錢四百余文，尚苦無從銷售。農民以谷變錢，以錢變銀，須糶谷五石，始得銀一兩。計有田百畝，可收租谷百石者，非糶谷二十石，不能完納錢漕。農末俱困，群情洶洶。臣與司道熟商，嚴飭各州、縣將錢漕宿弊，大加厘剔。諭以事理，曉以利害，嚴禁吏胥、衿棍擾索把持，許地方公正曉事士紳條陳積弊，設局稽查，民情翕然稱便。惟各州、縣缺分不同，錢漕章程向來不一。如必盡革州、縣陋規，絲毫不許多取，則辦之無資，廉謹者無所措手足；其不肖者反將以此藉口，別開巧取之端，更為國計民生之害。如必明定章程，許其每銀一兩，每漕一石，收銀若干，又恐官吏視為定章，久之或于定章之前複有增加，弊與今等。且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設刁劣士民本其挾持官吏之心，執厘弊之新章，指為滋弊之創舉，則告訐日繁，其勢不至脅官吏以取償于農民不止。如不厘定徵收之額，又恐鄉民無所適從，徵收未能劃一，弱者必仍為胥吏所欺，強者或借此以遂其刁抗之計，是欲除弊而反以滋弊也。臣反復圖維，不難於立法以救一時之弊，實慮於救弊之法，複增一作弊之端。

　　正躊躇間，適各縣士民紛紛赴省具呈，自擬款目，以為徵收之准。臣察其官民相安者准之，未協者駁之，俟其適中而後准之，數月之間，大致略定。後察州、縣之不能切實遵行者撤之，不法吏胥及刁劣士紳之阻撓者責革而痛懲之。其不安本分士紳欲借厘剔宿弊之舉，為臣建祠泐石，希圖斂費者，亦嚴斥而痛絕之。自五年（1855）以來，湖南錢漕，始有起色。而元、二、三、四等年（1851～1854）民間積欠，率皆踴躍輸將。國庫不致虛懸，軍儲不至束手，州、縣辦公亦不至十分拮据。而農民則歡欣鼓舞，舉數十百年之積累，一旦蠲之，稍後蘇息矣。現在各屬田價漸增，農安畎畝，無複盼盼之意。向之借錢漕聚眾，動輒闖署毆吏者，自厘定新章以來，絕無其事……

　　按湖南全省田賦，就漕米言，凡十五萬石；假定統照每石加銀一兩三錢計，每年可增收銀十九萬餘兩。是誠于軍需大有裨益，而在民間則得減賦數百萬矣！注705

　　其後，宗棠至浙江，至福建，均參照湖南之原則，重訂徵收田賦辦法。所不同者，在湖南系由各縣士紳自行擬請，在浙、閩則由官廳主動核辦，而其目的亦純在紓民力，不盡為濟軍需。

　　宗棠在浙時，嘗就杭州省城，設清賦局，注706其於禁革田賦與浮收或陋規，經確定者：

　　（一）溫州府屬每年實減輕人民負擔錢四萬零五百余千文，米三百余石。注707

　　（二）紹興府屬每年實減輕人民負擔錢二十二萬一千四百二十千文，米三百六十一石。注708

　　（三）寧波府屬每年實減輕人民負擔錢十萬四千八百七十千文，米八百六十七石。注709

　　去浙後，經後任浙江巡撫馬新貽，照宗棠原案奏准者：

　　（一）金華府屬每年實減輕人民負擔錢十五萬六千一百余千文，米五百二十余石。

　　（二）衢州府屬每年實減輕人民負擔錢十萬二千九百余千文，米六十五石。

　　（三）嚴州府屬每年實減輕人民負擔錢六萬一千九百余千文。

　　（四）處州府屬每年實減輕人民負擔錢六千八百余千文，洋銀八千二百余元，米一百二十余石。注710

　　其原有紳戶民戶之分，（亦稱大戶與小戶。如山陰、會稽、蕭山諸縣，每正耗一兩，紳戶僅完銀一兩六分至一兩三四錢止。民戶則有完至錢二千八九百文或三四千文者。彼時銀價，大約每兩合錢一千三百文。是民戶所完，約自二兩至三兩，相差竟至一倍。）一律廢除，以期平等；又原有納銀、納錢之別，一律改為納銀，俾免彼此出入。注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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