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全傳四十　西征經費之檢討(3)

四十　西征經費之檢討(3)

　　至欲考知宗棠西征經費之來源，則須先明瞭西北本為貧乏地方，戰時財政，尤為支絀。甘肅、新疆餉事，向恃外省協濟，每年四百數十萬兩。自太平軍興，各省自顧不暇，或常欠解，或竟停解，實收僅及半數。甘省田賦，原僅年征四十余萬兩，亂後更減至二十七萬兩上下。故楊岳斌到陝甘總督任時，調查甘肅布政使庫存，只有一千兩。陝西餉事，向恃本省錢糧，自較甘肅為佳，然亂後亦銳減，而軍費則激增，雖辦厘金，每年僅十萬兩內外。故劉典署陝西巡撫時，報告有著落之餉項，不過一百六十萬兩。

　　宗棠所部之餉，在福州省城出發時，固已商定由福建、浙江、廣東三省協撥，然入關以後，鄭重審計陝甘兩省整個軍費收支，陝西每年約缺一百四五六十萬兩，甘肅約缺二三百萬兩，不得不請由清廷籌撥，並力主「以東南之財富，贍西北之甲兵」。清廷重為指定各省及各海關經常協濟，而臨時由戶部撥補。宗棠亦自就捐輸與厘金二者，盡力籌劃。至出兵新疆時，雖征途益遠，用費益巨，仍指原有各省關協款為軍費，宗棠乃不得不同時以裁兵為節餉之道。蓋用兵西北，籌餉之難，亦於此可得一證明。注586茲將上述四期報銷案中之收款，概括為七項，分別於次：

　　（一）戶部撥　銀四百五十二萬零六百三十兩。

　　（二）各省撥　銀六千八百九十六萬四千一百三十一兩，再加江蘇撥老湘軍餉四百三十二萬一千七百零八兩，共計七千三百二十八萬五千八百三十九兩。案此款包括一般之甘肅、新疆協餉，及指定專協某軍之餉（如陝西專撥雷正綰軍餉等）。當日協撥之省，有山東、四川、福建、浙江、廣東、湖北、湖南、江蘇、安徽、江西、山西、河南十二省，有定額可稽者，浙江原協楚軍每年二百四十六萬兩，福建、廣東各四十八萬兩，清廷指定西征協餉，浙江每年六十萬兩，湖北、江西、福建各四十八萬兩，江蘇、廣東各三十六萬兩，安徽二十四萬兩。

　　（三）各海關撥　銀四百零五萬八千六百五十三兩。案當日撥款之海關，有江海關、江漢關、浙海關、閩海關、粵海關等五處，有定額可稽者，江海關每年五十萬兩，閩海關二十萬兩，江漢關十五萬兩，粵海關十萬兩，浙海關五萬兩。

　　（四）捐輸　銀八百八十一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兩。案此款包括甘肅自辦米捐，各省分撥米捐（詳見五十一節）。

　　（五）田賦　銀十八萬六千五百十七兩。案此款為甘肅一省之數，及新疆收復後所征之數。

　　（六）厘金　銀一百六十七萬七千八百三十四兩。案此款亦為甘肅一省之數，及新疆收復後所征之數。（詳見五十節）

　　（七）雜收　銀二百七十萬五千零一百四十七兩。

　　以上七款，共收銀九千零九十七萬五千四百四十八兩。注587自以各省關協款為大宗，然常有積欠。且自報解到解到，每須兩三月。當青黃不接之時，悉以華洋商借款彌補。有時遇采糧款項不給，則以三聯銀票，由甘肅布政使蓋印行用，期以兩個月發給現銀。注588

　　言及軍費支銷，則宗棠用兵所感窘乏，自可想見，西征時固如此，東征時亦何莫不然。（參閱二十節）所可異者，此輩士兵既收入如是微薄，何以猶願以生命供犧牲？欲解釋此疑問，則如統帥之能共甘苦，能以恩義相維，並能以紀律相繩，為主要之答案。而於防守之部隊，課以農事，俾有作物收成，或供自用，或以出售，亦不無補濟。然每收復一地方，能多得意外之收益，當仍不失為一大原因。金積堡攻陷時，宗棠致書陳湜曰：

　　……據供馬氏兄弟父子資財，實近兩百萬之多，未知實否。各營掘藏頗多，自不待言，馬逆眷屬住處，未經搜索，想必不少。十四五以後，必鮮有存者，聞卓勝所獲尤豐，信否？……

　　其時官報搜得敵資，則僅有十九萬余兩，宗棠猶以賞給在事各營，每營二千兩，七十一營共十四萬二千兩。是私獲而外，猶有官賞，此所以甘於執殳前驅乎！又如圍攻肅州城時，各軍預計爭發洋財，宗棠亦陰許之，以為「攻破城池，殲滅首要各逆，何愁洋財不能到手」。城既克，終以分贓不均，幾啟釁端。即此二役如是，推之他役，當無不如是。故浙江各城之克，報得敵銀米數十萬兩，以充善舉；新疆之役，報得敵資七萬餘兩，以辦地方善後。恐尚為歸公之極少數，將士所獲，必有十百倍於此者。王闓運作《湘軍志》，描寫彼時之將士，爭求從軍，每破寇，所鹵獲金幣珍貨，不可勝計，故其結論曰：「能戰之軍，未有待餉者也。」注589事實昭然，自不必曲為諱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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