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文襄公在西北（乙）癥結所在

（乙）癥結所在

　　吾們如還記得郭子儀單騎見回紇一個故事，便可知道回紇一族人居中國西北，還在一千兩百年以前的唐代。其在陝甘兩省的，語言文字早和土著同化。他們也考科舉，做文武官吏，實在已是一家。伊斯蘭教傳入中國西北，還在六百六十年以前的元代。吾們讀馬哥孛羅遊記，就得知在如今甘肅的河西一帶，早有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佛教一同存在。事實上，回人也有少數不奉伊斯蘭教的，而漢人和蒙人也盡有奉伊斯蘭教的。那末，雙方還為甚不能完全「耦居無猜」呢？當然由於宗教教規造成的若干生活上很不同的習慣，使他們不易通婚，使他們不易雜居，都不失為一種癥結；但是最大的癥結，怕還在清政府在西北的政治不良。

　　甘肅原是邊地。自從清政府收服了蒙古、青海和新疆，甘肅卻早已成為腹地。可是清政府的設施，還著重在軍事。高級官吏大抵都是用文襄公所謂「豐鎬世家」的滿人（包括漢軍旗和蒙軍旗）。我們看寧夏將軍，寧夏副都統，涼州副都統，莊浪（今永登縣）城守尉。這都是八旗駐防，照例用滿人；辦理青海事務大臣駐紮西寧，管理蒙、番、回，也照例用滿人。至於各省總督，巡撫人選，雖沒有滿漢限制，可是在甘肅卻也常用滿人。在同治以前，甘肅巡撫共有四十人，其中滿人倒有三十人；陝甘總督共有四十一人，其中滿人倒有三十四人。這般滿洲官吏，可說多數都是紈絝子弟，不知政治軍事為何物。他們只知道弄錢耍樂。譬如咸豐晚年的陝甘總督樂斌（字彥亭，滿洲正黃旗人）。西墎正在鬧番亂，他還是選色征歌，胡帝胡天，實踐他貴姓的樂字。並且甘肅地處偏遠，交通不便，許多人不願意到這裡做官。可是也有很希望的，那只為「天高皇帝遠」，容易弄錢。由於這些原因，甘肅的吏治向來很不清明。例如乾隆朝，王亶望由甘肅布政使升任浙江巡撫，認捐修理海塘工款五十萬兩。高宗皇帝一想，不是大家都說甘肅是苦地方麼，這王亶望做了三年一任布政使，那裡便有這麼多錢呢？一查便查出王亶望「侵吞賑糧，冒銷公帑」的罪案，通同舞弊的還有大小官吏十多名，他們的贓款，也是少則數千兩，多則數萬兩。試想乾隆朝的政治，總算好的，而還有王亶望一班人的在植黨營私；那末，乾隆朝以後，那些貪官污吏，沒有發覺的，必然不少，實在可以推想而知。就在西北變局發生後，還有烏魯木齊提督成祿（字子英），逗留高臺七年，不出玉門一步，苛索民間供應三十萬兩；最是「豈有此理」的，誣良為盜，殘殺二百多命。這三十萬兩一個數目，看似不大，但要在兵荒馬亂，地瘠民貧的高臺搜括起來，已極剝膚吸髓的能事。經文襄公據實參劾，並引起吳可讀十可斬五不可緩的一篇震動一時的奏疏。然而可讀還因此落職。這種政治的黑暗，真不能想像。再像甘肅這樣一個漢、回、蒙、番雜處的地方，怎樣調和融洽，使大家安居樂業，一般官吏也向少注意。對於漢人和回人的糾紛，對於伊斯蘭教徒中新舊兩派的爭執，更是向來很少衡情酌理，秉公判斷解決。不是雙方彌縫，便是偏袒一方；不是顢頇辦不了，便是任意武斷。所以這一次變局，實在積有許多政治上的因素，並不是憑空爆發。

　　清政府自把新疆南北路收入版圖，雖曾想好好經營，實在沒有好好經營。政治上的組織，差不多還是採取軍府制度。有伊犁將軍，有喀什噶爾，塔爾巴哈台等地參贊大臣，有烏魯木齊都統。其餘較大的地方，設辦事大臣；較小的地方，設領隊大臣。重重疊疊，職權也很不分明。總之，目的是在鎮壓，不是在撫治。各種大臣之下，還有各級章京和筆帖式。這些職員，照例都是滿人。於是可說新疆完全變為滿洲的殖民地。他們貪財納賄，過他們豪奢的生活。看見回籍婦女有姿色的，便劫去做姬妾。像伊犁這樣一個極邊地方，安置罪人的處所，可是伊犁將軍一缺，要算全國將軍缺份中第一個優缺。每一位伊犁將軍卸任，無不滿載而歸。這般滿洲官員的作威作福，可想而知。烏魯木齊以東，本已設置郡縣，就是把鎮迪一道劃歸陝甘總督管轄，可是這地區的官員，事實上還在烏魯木齊都統控制下，直到文襄公才揭穿這個黑幕說：要不是他在文書中見到一兩個姓名，正還不知誰是那邊的地方官吏。這般滿洲官員的操縱政治，也就可想而知。在滿洲官員之下，以回官治理回民，叫做伯克。這般伯克也多是不良份子，壓迫回民，榨取財物，窮凶極惡，無所不至。他們和滿洲大員狼狽為奸。滿洲大員以伯克為鷹犬，伯克靠滿洲大員為泰山。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談不到政治清明。就是武備，也因那般滿洲官員的顢頇，無形廢弛。吾們盡可以說新疆的幾次事變，差不多沒有一次不是貪官污吏違法殃民所造成。例如嘉慶道光間，張格爾之案，起因便是為南路參贊大臣斌靜荒淫無度，有失眾心。安集延人為甚常到西路滋擾，為的是硬不許他們通商，在通商上受許多壓迫。而這一次妥得璘在北路舉事，也為烏魯木齊都統平端（字祥齋，滿洲正黃旗人）藉口籌劃防餉，濫征畝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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