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文襄公在西北（辛）賢內助

（辛）賢內助

　　說罷文襄公的英雄事業，再描寫文襄公的兒女風光。文襄公的夫人周氏詒端，號筠心，家裡是很有錢的。訂婚時，文襄公還是一個貧窮的孤兒。於是他在二十歲上鄉試完畢，就入贅周家。鄉試發榜，雖然中了一名舉人，生活還是不能解決。過了一兩年，才向那位孀居的岳母，在另外一個院落，借所房子，自立門戶。那地方在湘潭辰山，那屋子叫做西樓。周夫人博通書史，還繼承家學，長於吟詠。有一時，文襄公關在西樓上，潛研地學，打好圖底，周夫人給他摹繪。文襄公忘了一個典故，就由周夫人在某書某函某卷檢出。又過了十二年，文襄公積了一些教書的收入，在湘鄉東鄉柳莊，買了七十畝田，於是和周夫人等搬往居住，這才算是他們自有之家了。文襄公種田，周夫人育蠶，文襄公詩有句：「婦女七齡初學字，穉桑千本乍堪蠶，不嫌薄笨妻能逸，隨分藍鹽婢尚諳。」（詩集五頁）周夫人和詩有句：「清時賢俊無遺逸，此日溪山好退藏，樹藝養蠶皆遠略，由來王道重農桑。」又是尋梁鴻光的韻事。周夫人閑常總是一碗茶，一爐香，端坐著讀書，或做詩。文襄公在外教讀，周夫人怕他客館淒涼，做一個枕頭寄給文襄公，繡的是「漁村夕照圖」，題的是一首七絕：「小網輕舠系綠煙，瀟湘暮景個中傳，君如鄉夢依稀候，應喜家山在眼前」。文襄公懷才未遇，不免時形消極，周夫人常安慰他，還記得在秋夜偶書寄外七律一首中有這樣兩句說：「書生報國心常在，未應漁樵了此生。」（周夫人詩並見《慈雲閣詩鈔》、《飾性齋遺稿》）像這樣兒女深情，怕也是只有英雄的文襄公消受得起吧！然而，周夫人還是文襄公的知己。周夫人很能瞭解文襄公的心情，在文襄公沒有發跡時，從沒把世俗富貴利祿的話來絮聒他。在文襄公已經得意後，也從沒有把家庭生計瑣碎的事來麻煩他。還有在吾們覺得周夫人的可敬的：當夫婿名位漸隆之日，正母族家業式微之時，然而周夫人從沒為自己弟侄輩要求文襄公的幫助或提拔。這些都是文襄公坦白地道出的。吾們讀周夫人詠史詩，洋洋數十篇，從秦始皇帝批評到明代的張居正，足見周夫人還不是一個平凡的女子。但是他對於文襄公的治軍施政，從不過問。至多只問問糧餉夠不夠。當然文襄公也決不把軍國大事，謀及婦人。更難得的，周夫人初先嫁了一個寒士的文襄公，並不因為自己是一個富室千金而覺得辱沒了；到得文襄公開府封爵，也並不因為自己做了一位一品伯夫人而覺得了不起。周夫人始終保持他一種幽嫻貞靜的態度，給文襄公盡其內助之責。自從文襄公督師離家，周夫人只在文襄公閩浙總督任上去過短短的六個月，其餘時間都沒有隨行。到五十九歲上，周夫人一病身亡在長沙裡第，文襄公卻在數千里外的平涼軍次，「珍禽雙飛失其儷，繞樹悲鳴淒以厲。」（用文襄公作周夫人墓誌銘語）往事追尋，不堪回首，難怪文襄公也要一掬英雄老淚了。

　　在我正要到蘭州以前，中央發動建設西北，於是埋沒了六十三年的文襄公的事功，引起人們的回憶，大家爭著研究文襄公。我到了蘭州，因君怡先生的介紹，見過甘肅政府谷主席紀常先生，主席留心文襄公的志業，知道我寫過關于文襄公的一本書，要我對於文襄公生平，作幾個有系統的講演。自覺短於口才，不願使文襄公這樣一個偉人，在我笨拙的辭令下，說成一個庸人，所以敬謝不敏。後來相商把文襄公在西北的一段事蹟寫成一本小冊子，供給一般的參考。實在拙筆也不夠負起這個使命，不過要我把對於文襄公一些認識，表白出來，自問手寫比口說要便利些，不妨勉力試為之。於是在把體裁和要目大體議定後，就於三十二年四月開始工作，每一篇脫稿，先商承君怡先生指示修正，再請紀常先生核定。甘肅建設廳張廳長心一先生也常殷勤地給我指導。由於他們不斷的鼓勵和協助，使我不得不奮力為之，幸得於十月完功。這又是我寫成左文襄公在西北之緣。

　　我在以往寫左文襄公敘傳，已極感資料的缺乏。這時，得紀常先生借給我一部《左文襄公全集》，甘肅教育廳楊視導拔英先生借給我一部《文襄公家書》，又得趙敦甫先生給公司搜購的陝、甘、寧、青、新五省地方誌和還有一些于我有用的書，再憑我過去編輯前書所記憶的多少事實，才得整理出一個頭緒。我到蘭州，原希望能多少得些關於文襄公在西北的資料，以備日後補正我的舊稿。不料為本書開始搜集時，很使我失望。雖然有些資料，為我以前所沒有知道，或雖知而有錯誤的；但也有在我以前所知而這裡竟找不到；至於我所未知而欲知的，這裡也是沒有。因為在我伯父的文集中，見過一篇代升督擬的甘肅新通志序，我早知道這新通志修成于光宣之間，料度其中必有許多文襄公在西北事業的記錄。不料一經檢查，未免感覺詫異。譬如文襄公變更甘肅兵制，我知道有大概章程十條，外辦章程四條，我渴欲得到這兩種章程，但在新通志中，只載著一篇空論的奏疏，對於那些具體辦法，反隻字未載。又如文襄公創辦甘肅織呢總局，是西北建設上的一件大事，但在新通志中，竟絲毫沒有提到。當時新通志的主纂，正是文襄公賞識的弟子安維峻，卻對於文襄公有價值的事業，不能作有價值的記載，不免辜負文襄公一番知遇了。就是文襄公用機器治涇水上源，無論成功失敗，總是很有意義，然而找了許多書，沒有發現一些資料，問人家也不知道。

　　文襄公經營西北，雖說武功多於文治，實在文襄公對於文治也很有一番作為。如今就只是關於文治的資料最不完備。我現在只把零星記載，排比成篇，不能認為滿足。希望以後續有所得，再為補充。並求讀者見有脫漏錯誤之處，儘量指示，使文襄公在西北的一番事業完全和準確地傳佈于後人。

　　文襄公家書有有一段說：「士君子立身行己，出而任事，但求無愧此心，不負所學。名之傳不傳，聲稱之美不美，何足計較。籲嗟沒世名，寂寞身後事，古人蓋見及矣。爾母在日曾言：我不喜華士，日後恐無人作佳傳。我笑答云：自有我在，求在我，不求之人也。」（家書下卷三十六頁）。那末，我如今寫這本書，文襄公有知，必覺得小子多事。不過我想以文襄公的豐功偉業，該有一本寫得十分精采的傳記，可惜沒有見到。除了羅正鈞編的年譜，除了《清史稿》中一篇官式的列傳和還有幾篇簡略的別傳小傳，只有一位美國人W. L. Balee給文襄公寫過一本全傳。作者是軍人，所寫偏於武功，且搜采資料範圍太窄。陳君其田用英文寫過一本傳，考證精詳，可惜只限于福建船政局和甘肅織呢總局等幾樁當初所說洋務的建設。此外卻又見到兩部小說：一部是左公平回，當然是荒誕不經，不知作者為甚拈取這樣一個題材；一部是曾左彭，其中講文襄公的故事很多，可是有些是顯然的錯誤或不可相信，不知怎樣在那美國人的書中，也引了幾段。在我寫這一本書時，才知戴慕真君新編了一本左宗棠評傳，雖作者自言「粗俗疏略，在所難免」，總是空谷足音，可以欣慰。我很希望由此能引起多方的研究文襄公的興趣，多方的搜求文襄公的資料，在不久的將來，更能讀到一部和這偉大的人物配合的傳記，那末，作者之緣更是非淺了。

　　最後須得聲明的：本書的編輯，只為滿足下列幾種旨趣：（一）表揚左公經營西北的功業；（二）闡發左公認識西北事實；（三）喚起今人研究西北的興趣；（四）鼓勵今人建設西北的精神；並不預備寫成一部謹嚴的史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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