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文襄公在西北（戊）性行

（戊）性行

　　文襄公志大言大，自小有誇大狂。每寫成一篇文章，必自鳴得意，誇示同學。在他二十多歲，正是窮得不了，依居妻家時，還做了一副對聯張掛起來，道是：「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聯語一頁）這種狂態，現在吾們讀他所作奏摺、函劄、詩文，仍可覺得不時流露在字裡行間。文襄公早年誇大的趣事很多，後來做了父親，要管教子女了，於是他的夫人常把文襄公的笑話來羞他。他怪不好意思，只得掩著耳朵，裝作不聽見。真是俗話所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文襄公從陜甘回來，每和人家談話，還是總要誇張他經營西北的功業。這一點很使人家不喜歡。相傳文襄公新到軍機處，恭親王把一個海防的摺子請教他，文襄公每看一頁，因海防而說到塞防，表白他在西北措施之妙，看了幾天，還沒有完。又有蘇州一位紳士見文襄公于兩江總督任上，要談公事，見了三次，沒有談成，因為一見，文襄公就自己談他西北的事，使人無從插嘴。這又是文襄公晚年誇大的趣事，可惜夫人這時已死，沒人再來羞他了。

　　從一般來說，湖南人的個性特別強吧！文襄公也不例外，而且格外剛直矯激。心上一不以為然，就可以和人家決裂；並且由於他的誇大狂，也就可以說得人家壞。因此一方不易容於人，又一方也不能容人。有些總角之交，患難之交，都弄得凶終隙末。像他和曾國藩的故事，那是大家知道的了。其次則像他和郭嵩燾（字筠仙。湖南湘陰人。）和沈葆楨，雖不至決絕，到底感情上總存在著不可彌縫的裂痕。他和李鴻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始終是話不投機的，卻還勉強維持著同寅之誼。文襄公的個性，實在太強，真不好和他相處。就是他最所親信的老友劉典（字克庵。湖南寧鄉人。）在陝西的當兒，也弄成一個督撫不和的局面，雖經吳大廷（字桐雲。湖南沅陵人。）調解，不至鬧翻，但是劉典不久就告歸，文襄公也允許他告歸，或許仍不免有芥蒂於心吧。至於劉典的後來又到蘭州幫忙，已隔三、五年，那時大家又心平氣和了。再就是他所倚重的健將劉錦棠（字毅齋。湖南湘鄉人。）在新疆的當兒，也有一度幾至分手。又再像文襄公和吳可讀（字柳堂。甘肅皋蘭人。）忽合忽離，是何原因，終成疑案。但只要使文襄公以為是好人時，他便可以始終認定是好人，又是發揮他的誇大狂，必至說得過分的好，例如他對於駱秉章和王鑫（字璞山。湖南湘鄉人。）的推崇，實在這兩個人都不是十分了不起的人物。不過駱秉章能重用文襄公，相處得這樣好，確是一個意外的奇跡。

　　文襄公才氣縱橫，精力充沛，就不免予智自雄，事事喜歡專斷，事事要躬親。因此他雖當了三十多年大權，但部下極少出類拔萃的人物。吾們讀了薛福成（字叔耘。江蘇無錫人。）敘曾文正公幕府賓僚，就顯得文襄公幕府黯然無色。文襄公部下人才在哪裡呢？因為同是有才氣，有懷抱的人，必不甘只處於唯唯諾諾，隨人俯仰的地位；但是要有其主張，或有其表顯，便易和文襄公衝突。於是文士像吳觀禮（字子儁。浙江仁和人。）和施補華（字均甫。浙江歸安人。）都見機而作，托故而行。更像嚴鹹（字秋農。湖南漵浦人。）是湖外人才，在文襄公處因鬱鬱不得志而自殺；李雲麟（字雨倉。漢軍旗人。）是八旗名士，本是文襄公招去，卻不歡而散。武人像蔣益澧（字薌泉。湖南湘鄉人。）一次幫了文襄公的忙，就再也不肯為他所用；鮑超（字春霆。四川奉節人。）也不肯從文襄公西征。當然這些人的所以不能和文襄公相處，也有在他們方面的缺點；但是文襄公的氣度不夠大，實在是一個遺憾。還有文襄公遇可用之才而意氣飛揚的，歡喜先給他一些挫折，然後再給他發展，希望他樂為己用。不過這個手法，對於已有名位，或已有年紀的人，是不適用的；換句話，文襄公這個庸人方式，遇到鮑超和李雲麟而失敗了。說得太遠，再說文襄公的作風吧！事事專斷，怕只能施之於軍事，那末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或許倒是要的；施之於政事，就未必然。事事躬親，怕只能在壯健之時，那末，目營八表，手揮五弦，盡可應付裕如；要不然，精神一有不能顧到，就難保不出亂子。這樣文襄公以七十多歲高齡，當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繁劇的重任，便在發行鹽票案內，發生了一個幕府中的黑幕。彭玉麟（字雪琴。湖南衡陽人。）奉命查辦，在覆奏中雖還為他老友和要一起去打外國人的同志彌縫，卻不愧他「剛直」的說法，很不客氣地請求皇太后，皇上訓斥文襄公，要「廣求人才，以為輔佐；採納直言，以通下情。」（彭剛直公奏稿三卷）。實在文襄公自己未嘗不覺得這些缺點，譬如他在陜甘總督任的末年，就在給幫辦甘肅新疆善後的楊昌濬（字石泉。湖南湘鄉人。）信上說：「弟近來于營務處視同虛設，亦覺食少事繁，得良才劻勖，寧非至願。」（書牘二是二卷八頁）所惜文襄公性情太剛，氣度太窄，到底不能容人才；真是人才，不願常為文襄公所用；能夠留下的，就餘子碌碌不足數了。越是沒有得力可靠的人，越是只得自己關心，自己動手。在最初，文襄公或許還有幾個較好的腳色，但是經過二三十年，得意的獨當一面去了，不幸的中道喪亡了，於是文襄公到晚年，真可說手下無人了，這是一個慘痛的局面。

　　諸葛亮自比管樂，文襄公自比諸葛亮。諸葛先生的自比管樂，自有他的心事。文襄公的自比諸葛亮，起先原只是和朋友們打趣。至於在一般人心目中，怕只是為他們用兵如神，看作「軍師」樣子吧！其實諸葛先生還是吾國第一流的政治家，只看他「開誠心，布公道」兩句標語，已夠吾們尋味。如今也不多談，光數他的美德：一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二是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在太平軍初起時期，曾國藩為文襄公籌餉有功，要保文襄公知府，文襄公不很高興，對人說：「滌公何以定要用藍頂花翎來換他的綸巾羽扇」；他要做官，不是州縣，便是督撫，只有這兩種官，還有事可做，可是他不願做官，他只想在身前自諡「忠介先生」，于願已足。這些，也都是一時的詼諧。不過，按之文襄公一生，「忠介」兩個字的自諡，實在要比「文襄」兩個字的官諡要好得多。文襄公在陶澍家，教他兒子教了八年，至於成立；在駱秉章那邊當幕府，當了六年，把湖南放在一個安定的地位；及至出山，幫同平定了太平軍，平定了撚軍，又獨力平定了西北，垂暮之年還督師來打法國人，終於客死在福州省城。所說「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就是諸葛先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至於文襄公的介節，可以深信無疑，不用說得。帶了二十多年的兵，做了二十多年的督撫，傳給四個兒子的財產，每人只有幾千兩銀子。文襄公晚年自己算算，每人可派五千兩。一片夫人和兒媳的墓田，一所在長沙的不很大的住宅。這個住宅，還是當初文襄公在湖南巡撫幕府時，胡林翼看見他家眷在本鄉，照顧不便，和秉章湊了五百兩銀子買來送給他的，後來他的第二個兒子花了千把兩銀子，擴充一下，還大受他老人家的申飭。文襄公在日，常喊著一個「不欲以一絲一粟，自汙素節」的口號。他是能實踐其言的。綜括說來，文襄公的軍工，大於諸葛；文襄公的政績，不如諸葛；文襄公的忠和介的美德，至少和諸葛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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