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文襄公在西北弁言：作者之錄

弁言：作者之錄

　　這本書可說是成於一個緣。

　　我最初知道左文襄公，在二十多年前讀了陽湖史氏家藏文襄公手劄以後。其中有一篇跋，對於文襄公不無微詞。後來又讀了文襄公家書，覺得和曾文正公家書別有一番氣味。又後來讀到文襄公年譜，讀到文襄公詩文集，對於文襄公，認識也漸多，那詩文集是在武昌冷攤發現的。民二十六年，抗戰軍興，我從上海而杭州，而南京，而南昌，撤退到長沙。一天晚上，有一個偶然的機會，見到了文襄公的遺宅。那地方就是南宋詞人辛棄疾練兵所在，寨名飛虎，橋名司馬。這使我興奮，我想再讀些文襄公的書。第二天，遍訪十多家書肆，知道有一部文襄公全集，是一部一百數十冊的巨著。因為去了香港，沒有買。從香港回到長沙，住了幾時，終於在將到漢口的前兩天，買了下來，還買得了一部影印的文襄公給陳湜的手劄。可是才到漢口，又要撤退，來不及翻檢。二十七年秋天，撤退到重慶，方得開始閱讀。為了客中獨居無俚，就把閱讀所得，隨手記出，作為消遣。已而發生了一個野心，想編成一本記敘文襄公的書。二十八年夏天，又到了香港，仍不斷做這消遣工作。三十年冬天，總算把全書寫成，包括年表、敘傳、嘉言錄、軼事篇和集外文等五部分。更幸見到文襄公一位曾孫，承他允許我再向他家中找些材料。不料太平洋戰爭爆發，倉皇步行至東江回國，只得把這部十多本稿子和數百本苦心搜集的參考書，丟在香港。在桂林過了半年，得知這部稿子已承一位朋友想法運到上海，不覺喜出望外。這是我和文襄公之緣。

　　我有一位伯父，在蘭州住上八九年，起先在他老師甘肅學政葉菊裳先生昌熾的幕府，後來進了他友人陝甘總督升吉甫先生允的幕府。他曾寄給我們果丹皮、菊花幹、杏仁、杏脯。那時，我年七八歲。這是我第一次吃到西北的物。在我十五歲上，伯父回來了，帶著兩個當差的，其中一個是回教徒，還有一個丫頭，都是甘肅的土著。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西北的人。我祖母在我祖父棄養後，也遠遊到了蘭州，這時康強無恙的重返家門，他常在飯後茶餘，告訴我們許多西北的情形，當時最感興趣的是：羊皮筏子，黃河冰橋，土炕燒馬糞。伯父跟著老師按試各屬，走遍了甘肅各府廳州，他說有幾處不通的文章令人看了笑歪嘴。他又說什麼「金張掖銀武威」是甘肅最富的地方。這是我第一次聽到西北的風土人情。伯父和他老師都是研究碑版的，在他行裝中，有許多名貴的拓本，還有一位六朝婦人的墓碑，石色紅潤如瑪瑙；更有一塊白石，有兩塊煤磚大小，說是和闐進來，中含寶玉。這又是我第一次賞鑒到西北的珍異。升督在任，做得不少事業，有些叫伯父托人在南中代辦。記得一次採辦了大批圖書，其中包含著嚴複的《天演論》、《群學肄言》等，梁啟超的飲冰室書，林紓的譯本小說。蘭州官錢局的鈔券，是上海時中書局印的，記得印錯了一個字，有十幾麻袋的廢鈔運存在吾們家裡。蘭州文廟的樂器，是在蘇州照那邊夫子廟的規模特製的，記得那佾生穿的藍袖袍子，又是在我們家裡雇裁縫做的。這一切使我對於甘肅，覺得不是一個陌生的地方。於是民三十一年秋天，承沈君怡先生招我到甘肅水利林木公司服務，我就很高興地接受。有些朋友說：那邊路太遠不便，生活太苦，不要去吧。但是我想到祖母以六十五歲的高年，在四十年前交通艱阻情形下，還能作萬里壯遊，為甚我就不能呢，我決心走了。這是我和西北之緣。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