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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世論


  按鄭氏《譜》,《周南》、《召南》,言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邦,周、召之邑為周公旦、召公奭之埰地,使施先公太王、王季之教於己所職六州之國,其民被二公之德教尤純。至武王滅紂,巡守天下,陳其詩以屬太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系之周公,謂之《周南》,其得賢人之化者系之召公,謂之《召南》。今考之於詩義,皆不合,而其為說者又自相抵牾。

  所謂被二公之德教者,是周公旦、召公奭所施太王、王季之德教爾。今《周》、《召》之詩二十五篇:《關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罝》、《芣苡》,皆後妃之事。《鵲巢》、《采蘩》、《小星》,皆夫人之事,夫人乃太姒也。《麟趾》、《騶虞》,皆後妃、夫人之德化之應。《草蟲》、《采蘋》、《殷其雷》,皆大夫妻之事。《漢廣》、《汝墳》、《羔羊》、《摽有梅》、《江有汜》、《野有死麇》,皆言文王之化。蓋此二十二篇之詩,皆述文王、太姒之事,其餘三篇,《甘棠》、《行露》言召伯聽訟,《何彼穠矣》乃武王時之詩,烏有所謂二公所施先公之德教哉?此以《譜》考詩義,皆不能合者也。

  《譜》言得聖人之化者,謂周公也,得賢人之化者,謂召公也,謂旦、奭共行先公之德教,而其所施自有優劣,故以聖賢別之爾。今詩所述既非先公之德教,而二《南》皆是文王、太姒之事,無所優劣,不可分其聖賢。所謂文王、太姒之事,其德教自家刑國,皆其夫婦身自行之,以化其下,久而變紂之惡俗,成周之王道,而著於歌頌爾。蓋《譜》謂先公之德教者,周、召二公未嘗有所施,而二《南》所載文王、太姒之化,二公亦又不得而與,然則鄭《譜》之說,左右皆不能合也。

  後之為鄭學者,又謂《譜》言聖人之化者為文王,賢人之化者為太王、王季。然《譜》本謂二公行先公之教,初不及文王,則為鄭學者又自相抵牾矣。

  今《詩》之《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系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系之召公。」至於《關雎》、《鵲巢》所述,一太姒爾,何以為後妃?何以為夫人?二《南》之事,一文王爾,何以為王者?何以為諸侯?則《序》皆不通也。又不言作詩之時世,蓋自孔子歿,群弟子散亡,而六經多失其旨,《詩》以諷誦相傳,五方異俗、物名字訓,往往不同,故於六經之失,《詩》尤甚。《詩》三百餘篇,所作非一人,所作非一國,先後非一時,而世久失其傳,故於《詩》之失,時世尤甚。周之德盛于文、武,其詩為《風》、為《雅》、為《頌》,《風》有《周南》、《召南》,《雅》有《大雅》、《小雅》,其義類非一,或當時所作,或後世所述,故于時世之失,周詩尤甚。自秦、漢以來,學者之說不同多矣,不獨鄭氏之說也。

  昔孔子嘗言《關雎》矣,曰「哀而不傷」,太史公又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而齊、魯、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皆與鄭氏之說其意不類。蓋嘗以哀傷為言,由是言之,謂《關雎》為周衰之作者近是矣。周之為周也,遠自上世積德累仁,至於文王之盛,征伐諸侯之不服者,天下歸者三分有二,其仁德所及,下至昆蟲草木,如《靈台》、《行葦》之所述。蓋其功業盛大,積累之勤,其來遠矣,其盛德被天下者非一事也。太姒,賢妃,又有內助之功爾,而言《詩》者過為稱述,遂以《關雎》為王化之本,以謂文王之興,自太姒始,故於眾篇所述德化之盛,皆雲後妃之化所致。至於天下太平,《麟趾》與《騶虞》之瑞,亦以為後妃功化之盛效,故曰「《麟趾》,《關雎》之應」,「《騶虞》,《鵲巢》之應也」。何其過論歟?夫王者之興,豈專由女德,惟其後世因婦人以致衰亂,則宜思其初有婦德之助以興爾。因其所以衰,思其所以興,此《關雎》之所以作也。其思彼之辭甚美,則哀傷之意亦深,其言緩,其意遠,孔子曰「哀而不傷」,謂此也。司馬遷之於學也,雜博而無所擇,然其去周、秦未遠,其為說必有老師宿儒之所傳,其曰「周道缺而《關雎》作」,不知自何而得此言也,吾有取焉。

  昔吳季劄聞魯樂之歌《小雅》也,曰:「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而太史公亦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然則《小雅》者,亦周衰之作也。《周頌·昊天有成命》曰:「二後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謂二後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猶文王之為文王,武王之為武王也。然則《昊天有成命》當是康王已後之詩,而毛、鄭之說以《頌》皆是成王時作,遂以「成王」為成此王功,不敢康寧。《執競》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猶文王、武王謂之文、武爾。然則《執競》者,當是昭王已後之詩,而毛以為「成大功而安之」,鄭以為「成安祖考之道」,皆以為武王也。據詩之文,但雲「成康」爾,而毛、鄭自出其意,各以增就其己說,而意又不同,使後世何所適從哉?《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鄭亦皆以為武王,由信其己說以《頌》皆成王時作也。詩所謂成王者,成王也,成康者,成王、康王也,豈不簡且直哉?而毛、鄭之說豈不迂而曲也?以為成王、康王,則于詩文理易通,而毛、鄭之說則文義不完而難通。然學者舍簡而從迂,舍直而從曲,舍易通而從難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而不敢辯者,以去詩時世遠,茫昧而難明也。

  余于《周南》、《召南》,辯其不合,而《關雎》之作,取其近似者焉,蓋其說合於孔子之言也。若《雅》也、《頌》也,則辯之而不敢必,而有待焉。夫毛、鄭之失,患于自信其學而曲遂其說也。若予又將自信,則是笑奔車之覆而疾驅以追之也。然見其失不可不辯,辯而不敢必,使餘之說得與毛、鄭之說並立於世,以待夫明者而擇焉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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