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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召分聖賢解


  聖人之治無異也,一也。統天下而言之,有異焉者,非聖人之治然矣,由其民之所得有淺深焉。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豈異乎?然孔子以《周》、《召》為別者,蓋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淺深爾。文王之心則一也,無異也。而說者以為由周、召聖賢之異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系之,豈謂周公能行聖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淺,故因召公之治而系之,豈謂召公能行聖人之化乎?殆不然矣。

  或曰:「不系於《雅》、《頌》,何也?」曰:「謂其本諸侯之詩也。」又曰:「不統於變《風》何也?」曰:「謂其周跡之始也,列於《雅》、《頌》,則終始之道混矣;雜於變《風》,則文王之跡殆矣。《雅》、《頌》焉不可混周跡之始,其將略而不具乎,聖人所以慮之也,由是假周、召而分焉,非因周、召聖賢之異而別其稱號爾。蓋民之得者深,故其心厚;心之感者厚,故其詩切。感之薄者亦猶其深,故其心淺;心之淺者,故其詩略。是以有異焉。非聖人私于天下,而淺深厚薄殊矣。」

  「二《南》之作,當紂之中世而文王之初,是文王受命之前也。世人多謂受命之前則太姒不得有後妃之號。夫後妃之號非詩人之言,先儒序之雲爾。考于其詩,惑於其序,是以異同之論爭起,而聖人之意不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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