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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


  三、北伐進行中的商團事變

  黃埔軍校在十三年五月才成立;三數月內,決不能有黨軍的產生;然則在短期間內也決不能有北伐的力量,這是很明白的。但是在十三年九月中旬,中山又出師韶關,進行北伐的事宜了。我們須知道,此次的北伐,也是由內外的環境逼迫而來的。第一次北方軍閥的戰爭已經開始,蘇浙戰爭於九月一日爆發,第二次奉直戰爭也在積極準備中。原來自曹錕篡竊總統的位置以來,國內各方面已形成一種反直的大聯合。皖派的段祺瑞、盧永祥,奉天的張作霖等都與中山有聯絡;國民黨雖與這些軍閥都不相容,但對於打倒曹錕、吳佩孚這一點,目前總是一致的。

  蘇浙軍事行動既起,中山不能坐視,讓機會失去:這是進行北伐的一個動機。第二,廣州的環境十分惡劣,頗有借此另辟新天地、別求新生路的意思。我們試看中山將行出師北伐前,向廣東人民發表的宣言可知。

  (宣言的後段如下:

  「……文率諸軍四圍衝擊,轉輸供億,苦我父老昆弟至矣。軍事既殷,軍需自繁,羅掘多方,猶不能給,於是病民之諸捐雜稅,繁然並起,其結果,人民生活受其牽制,物價日騰,生事日艱。夫革命為全國人民之責任,而廣東人民所擔為獨多,此已足致廣東人民之不平矣;而間有驕兵悍將,不修軍紀,為暴於民;貪官污吏,託名籌餉,因緣為利。馴致人民之生命自由財產,無所保障,交通為之斷絕,廛市為之凋敝,此尤足令人民歎息痛恨,此革命政府所由旁皇夙夜,莫知所措者也。廣東人民,身受痛苦,對於革命政府,漸形失望,而在商民為尤然。殊不知革命主義為一事,革命進行方法又為一事。革命主義,革命政府始終盡力以求貫徹;革命進行方法,則革命政府不憚應環境以求適宜。廣東今日此等現狀,乃革命進行方法未善有以使然,於主義無與。

  若以現狀之未善而謗及於主義之本身,以反對革命政府之存在,則革命政府為擁護其主義計,不得不謀壓服此等反對企圖而使之消滅。……故為廣東人民計,為商民計,莫若擁護革命政府,實行革命主義,同時與革命政府協商改善革命之進行方法。蓋前此大病在人民守其不問國事之習,不與革命政府合作;而革命政府為存在計,不得不以強力取資於民,政府與人民間遂生隔閡。

  今者革命政府,不恤改弦更張,以求與人民合作,特鄭重明白宣言如左:一、在最短期內,悉調各軍實行北伐;二、以廣東付之廣東人民,實行自治,廣東市政府克日改組,市長付之民選,以為全省自治之先導;三、現在一切苛捐雜稅悉數蠲除,由民選官吏另訂稅則。以上三者,革命政府已決心實行。廣東人民當知關於革命進行之方法,革命政府不惜徇人民意旨從事改善;惟我廣東人民,對於革命之主義當以熱誠扶助革命政府使之早日實現。政府、人民同心同德以當大敵……中華民國實嘉賴之。」)

  他知道廣東一般的商民,因為受了各種驕兵悍將的剝削蹂躪,對於革命政府很有惡感,想假北伐的機會,把那些軍隊調遣出去,再由革命政府把廣東內部的財政來整理,希望人民體諒政府這種意思,與政府合作(所以在出師北伐時,委廖仲愷為財政總長、軍需總監兼廣東財政廳長,見前段)。萬一軍隊有不聽他的調遣的,他也無可如何,就只好讓一般人民知道這些軍隊的行為是反革命的行為,不是出於革命政府的意思;一面率領那些受調遣的軍隊向外另辟新生路,韶關就是另辟新生路的根據地(中山想以韶關為訓練黨軍的根據地,在中山與蔣介石各書中可以看出。參看《中山先生手劄墨蹟》)。

  這大概是出師北伐的別一個動機。中山於九月十三日發表討曹的宣言,以大元帥職務交胡漢民代行,己則偕譚延闓移駐韶關。結果,被調遣去的軍隊,就只有譚延闓所部的湘軍、朱培德所部的滇軍、樊鐘秀所部的豫軍,而楊希閔、劉震寰所部的滇桂軍,依舊盤據廣州附近各地,不受調遣,因此廖仲愷的財政統一計劃依舊不能實現,不過楊、劉輩的反動情態,從此更為革命政府所明白認定了(所以蔣介石的軍事報告說,十三年的北伐是革命政府辨別內部軍隊的「試金石」。凡不受調遣的,便知道是敵軍,非把他解決不可)。

  至於北伐,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得不到效果的。在北伐進行的當中,革命政府遇著一件很重要的事變,就是所謂「商團事變」。這件事變,也可以說是革命政府一個重要的生死關頭。原因就是起于廣東商民,對革命政府不滿。英帝國的香港政府暗中操縱,想打倒國民黨的革命政府,樹立一個商人政府來代替它;陳炯明和內部滇桂軍,也有從中勾結的舉動。事變的發端,在中山出師北伐前很久。在五月後旬,廣東市政廳宣佈一件「統一馬路業權案」,依此案須抽收鋪底捐。廣東全市商界七十二行因開代表會議,決定總罷市,並召集商團及鄉團以防政府之武力壓迫;後來政府把「統一馬路業權案」取消了,罷市風潮雖得解決,而商團、鄉團卻從此議定了一種聯防章程,是為商團案發生之始。八月一日,商團團長陳廉伯(英國滙豐銀行買辦)由粵漢路總理許崇浩介紹向軍府領到一張買槍的執照。此照發出之後,不過四天,大批槍械(九千餘杆)便已由一隻丹麥船名「哈佛號」的運載入口。

  中山得到消息,知道陳廉伯與陳炯明有勾結,商團的作用是蓄意來反抗政府的;這批槍械是早已買定,並且已經運到,特候騙到執照,方行入口,否則入口沒有這麼快。中山因命將槍械全部扣留在黃埔軍校。查悉軍械數目與領發執照時所報數目亦不相符,政府認為私運,商團不服,便引起商團罷市的風潮來。英國總領事公然出來干涉,於八月二十七日,致一類似「哀的美敦書」的通牒於革命政府的外交部,說:聽聞華軍將要轟擊商團,若果屬實,英國海軍司令官也將炮擊華軍。中山因向英帝國麥克唐納內閣提出抗議。當時革命政府以所處環境太惡,很想向商團委曲求全。滇軍范石生、廖行超等,本與商團有勾結,乃以第三者名義從中調停,與商團簽約擔保政府將槍械全數發還,而以商團報效政府軍費五十萬元為條件,因種種關係未能實行。

  後來中山允由各處鄉團及商團,直接備價向大本營領槍,免致整批槍械落入商團少數野心家之手,而商團代表堅持須由代表全數領去轉發。雙方相持,不能解決。到十月初旬,政府酌定折衷辦法,發還長短槍五千杆,交與商團代表轉發,由商團繳足二十萬元,並抽全市房租捐一個月,及各商店立即開市。商團允諾了。遂定於十月十日將長短槍五千杆由黃埔運赴西壕口,交商團領收。恰好這一天是雙十節,有學生、工人、農民等集會慶祝遊行,與那些領得槍支的商團發生衝突;商團開槍,把徒手遊行的群眾打死了許多人。到第二天商團聯合會散發傳單,稱政府發還槍支不及半數,非俟全數發還,不可開市。故仍有半數商店,未曾開市。商團總部又發出佈告說:本團派團兵巡街,如有不法之徒擾亂治安,准予痛剿,同時並迫令開市的商店,繼續罷市。一面宣傳東江陳軍不日來攻,一面煽動北江方面許多民團準備應援,截斷廣州韶關間的交通。此時廣州局勢的嚴重,我們從中山與蔣介石的書中可以看出。

  中山在十月十一日幾天之內,由韶關連發數函,要蔣把所有軍械即速運往韶關(由俄國接濟的第一批軍械,也在十月初旬到廣州,存於黃埔軍校,許多軍隊想把它瓜分),並勸蔣舍去廣州,同往韶關,把韶關作練兵場所(參看《中山先生手劄墨蹟》)。廣州方面的領袖,也因為滇桂軍不可靠,有主張退出廣州,將一切機關及隊伍移駐西江肇慶的;其形勢的險惡可知。最後覺得廣州根本之地不可輕易動搖,然後商同那些尚可調遣的軍隊,如許崇智的粵軍、李福林的福軍、吳鐵城的警衛軍,與黃埔軍校的學生軍合攏一起,於十月十四晚開始行動,至十五日把那些商團包圍,全體繳械。所謂「商團事變」至此全行解決,廣州的革命政府才去了一個大威嚇。

  這是黃埔學生軍第一次參與軍事行動的小試其技。商團繳械後,黃埔軍校便用這批槍械成立了一個教導團。那時候,滇軍尚想設法破壞黃埔軍校,取得這批槍械;蔣中正很強硬地向他們說:「你們如果有本領,就來打黃埔,否則你們不要講話。」(見蔣介石軍事報告)可見此時的黃埔軍校,已不可侮了。國民革命軍的基礎,可以說在此時已經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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