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149)_李劍農

一四九

　　▼三　中國國民黨改組後在廣東奮鬥的第一年

　　中國國民黨改組後在廣東奮鬥的第一年，真是最艱難困苦的一年。因為環境的險惡，在事實上不能表現如何的大成績，但國民革命軍的基礎，在這一年已經立定了。茲就當時的環境，和主要的設施及所遇事變，分別略述如次：

　　一、當時的環境

　　當時的中國國民黨，雖有中山所主持的大元帥政府設在廣東，但實際上大元帥政府的勢力幾乎不能出廣州一步；廣州以外，幾乎無處不是敵人。東江一帶，為陳炯明、林虎、洪兆麟輩所盤踞，軍隊共約三萬人；粵南為鄧本殷、申保藩等所盤踞，軍隊也有三萬人上下：這是大元帥政府彰明昭著的敵人。站在大元帥旗幟下面的，有楊希閔所統的滇軍，劉震寰所統的桂軍，譚延闓所統的湘軍，朱培德所統的滇軍，許崇智所統的粵軍，李福林所統的福軍，樊鐘秀所統的豫軍，以外還有些零星部隊，人數、實力仿佛也不弱。假使這些軍隊都能聽大元帥的指揮，不難把東南兩路的敵人立即撲滅。

　　但是這些站在大元帥旗下的軍隊，實際上也有許多是大元帥政府的敵人，不過一時尚不能辨別得十分清白；其中最有勢力的軍隊，要算是楊希閔、劉震寰的兩部——因為驅逐陳炯明、擁護中山回粵的，是得此兩部之力——但最不聽命令、不受指揮的，也要算這兩部。所以在國民黨改組的前後，那個大元帥政府實在沒有一點力量。中山很明白這種情形，所以在國民黨改組、選定中央執行委員時，就把重要的軍隊首領也選定幾個納入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如譚延不闓、楊希閔，都是第一屆的中央執行委員——中山以為中央執行委員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把他們加入在裡面，庶幾可以真正行使黨的最高權力，實現各種整理政務並發展黨勢的計劃。

　　誰知事實上卻大不然。因為楊希閔、劉震寰之徒，都是借擁護中山的三民主義為名到廣東來發財的，心目中並沒有黨；所有黨的議決，都置之不理。當時廣東的財政收入，幾乎全在楊、劉部下的手中，不肯放鬆一點；譚延闓所部的湘軍被楊希閔壓迫，幾有不能生存之勢，當時湘軍中有四句很可憐的話：「饑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藥，死不得埋。」而楊、劉兩部的滇桂軍，則一手遮天，橫行無忌。中山實在痛心不過了，有一次在軍事會議席上，當著楊、劉等一班軍官，作很沉痛的演說。他說：

　　……滇桂軍各軍官！你們趕走了陳炯明，我是很感激你們的。當時我在上海，沒有一點實力，原本不想回到廣州，只是想用心著書，把我的政見，向廣東父老兄弟宣傳。後來你們都派人來到上海，要求我即時回到廣東，自誓要實心擁護我，服從我的命令，實行我的主義，我更是感激你們。因此我才決意回來。誰知你們都是戴著我的帽子，來蹂躪我的家鄉。我是革命黨人，犧牲是不惜的。如果于國家有益，我就約同廣東的父老兄弟一齊犧牲，也都是願意的。可惜你們把我的家鄉這樣蹂躪，而於國事是毫無益處的，那我就不能再和各位一塊辦事，我不得不和你們離開，我要回香山去了。

　　當時楊、劉等聽了中山這番話，也裝著很感動的樣子，都答覆中山說：「大元帥何必生氣！你要我們怎樣，我們此後都服從你就是了。」中山於是提出一件統一財政的議案來，當場一致通過了。但是散會以後，依舊一點不能實行，各軍依舊分割防區，把持稅收，肥區的軍隊飽欲死，瘠區的饑欲死，到底沒有辦法。到九月裡，中山委廖仲愷做財政總長兼廣東財政廳長，又兼軍需總監，把所有財政全權交他一人，希望他把財政統一起來。

　　廖仲愷當時發出一道通電，說明財政不統一之害與統一之利，大意說：如果各軍都肯捐除私見，則把現在的收入分配各軍是很夠的；如果各軍仍舊是任由所部的驕兵悍將、貪官污吏隨意剝削人民，則必至軍隊不能打仗，官吏不能做事，人民也日益窮苦。他的意思是想各軍將財權交還。各軍接到他的通電，也發出許多響應的電來，答覆得很漂亮，但都是空口說空話，沒有一個人肯交出一個錢來。廖仲愷因此向中山辭職，說：「使我做這樣的財政當局，不過是替大元帥多擔一個惡名；不如准我辭職，或者可以使人民知道是不法軍隊把持的罪過。」於是他把一切財政權交還大元帥，專在中央黨部辦理黨務，並任黃埔軍官學校黨代表，從事政治訓練的工作。這是當時大元帥政府內部的軍隊財政情形，可以說是與國民黨改組前無絲毫分別。

　　再說當時廣東的商民，對於大元帥政府的情感。原來廣東自洪憲帝制戰爭以來，幾乎沒有一年不是在客軍蹂躪宰割之下。廣東在中國各省中，雖然是比較財力豐盛的省份，經過這樣長期間的搜刮，一般商民實在也是疲敝不堪了。陳炯明假粵人治粵的名目，排擠客軍；中山卻依滇桂等客軍的力量，來樹立大元帥府作革命的事業；中山雖然說「我是革命黨人，犧牲是不惜的。如果于國家有益，就約同廣東的父老兄弟一齊犧牲，也都是願意的」；一般商民，哪裡能夠懂得這種道理呢！他們只覺得中山是要利用客軍爭政權報陳炯明的仇，連累他們受苦；不知中山自己對於那些「戴著他的帽子，蹂躪他的家鄉」的豺狼，也是痛恨極了。所以自大元帥政府成立以來，一般商民已經不十分熱心擁護；及到國民黨改組，把「容共聯俄」的政策明白表現出來，大家以為這就是赤禍來了。雖然國民黨改組後對於經濟方面的主張，並不曾反對私有財產制度，一面扶植農工，一面仍保護商民，但是改組後的宣傳工作偏重農工方面（中央黨部初僅設青年部、工人部、農民部；後來雖然添設了實業部和商人部，但宣傳工作的進行，實偏重農工）。因此一般商民，對於大元帥政府的感情，更加惡化了。

　　還有一個大敵人，就是帝國主義的香港政府。該政府對廣東的革命政府向來不懷好感，加以英帝國與蘇俄，已成為「赤白」的勁敵；鮑羅廷一到廣東，香港政府就寢不安席了，知道國民黨與蘇俄合作，要打倒帝國主義，首當其衝的便是香港——英帝國的殖民地。因此挑撥廣東的商民，援助陳炯明等一班軍閥，刻刻以推翻廣東的革命政府為務。當時的香港，幾成為各種反革命勢力的策源地。

　　概括起來：當時廣東的大元帥政府，裡裡外外，無處不是敵人；內部的驕兵悍將，東南兩路的軍閥，短視的商民，帝國主義的金錢、武器和陰謀，四方八面壓迫著，使得廣州的革命勢力，不容易生存。這便是當時的環境。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