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129)_李劍農

一二九

　　▼一　聯治思想的由來及其運動的進展

　　聯治運動，雖然到民國九年以後才風行一時，但這種思想並不是偶然產生的。因為中國疆域的遼闊，各省情勢的複雜，本有適用聯邦制的基礎，所以在晚清維新運動時代，無論立憲、革命兩派的志士，都有將來須仿效聯邦制度的觀念。（梁啟超在光緒辛醜年著《盧梭學案》，其結尾一段說：「盧氏以為瑞士聯邦誠太弱小，或不免為鄰邦所侵轢。雖然，使有一大邦效瑞士之例，自分為數小邦，據聯邦之制以實行民主之政，則其國勢之強盛，人民之自由，必有可以震古爍今而永為後世萬國法者。盧氏之旨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又為案語說：「……我中國……民間自治之風最盛，誠能博采文明各國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縣縣……各為團體，因其地宜以立法律，從其民欲以施政令，則成就一盧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國家，其路為最近，而其事為最易。果爾，則吾中國之政體，行將為萬國師矣。」這是立憲派仿效聯邦制的觀念。革命黨的機關報《民報》第四號載有《民生主義與中國革命之前途》一文，其中也說：「共和政治也，聯邦政體也，非吾党日以為建設新中國無上之宗旨乎？使吾党之目的而達，則中國之政體將變為法國之共和，美國之聯邦……」可見兩黨人士，都有採用聯邦制的觀念，而聯邦制又並不是與三民主義不相容的。）

　　到辛亥革命時，這種仿效聯邦制的思想尤為顯著：山東宣佈獨立時，諮議局向清廷提出八條，其最後四條說：「憲法須注明中國為聯邦政體（五）；外官制地方稅皆由本省自定，政府不得干涉（六）；諮議局章程即為本省憲法，得自由改定之（七）；本省有練兵保衛之自由（八）。」革命臨時政府組織的發起，明明白白地說：「美利堅合眾國之制，當為吾國他日之模範」；代表的選派，以省區為單位；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由省區代表制定通過；臨時總統的選舉投票，每省且以一票為限；可見聯邦思想在革命時的勢力。但自臨時政府成立後，為求統一鞏固的原故，中央集權的思想漸漸把聯邦思想壓倒了。

　　直到袁世凱大權獨攬，各省大概皆為北洋系的將軍、巡按所宰製，國民黨被摧毀，進步黨也失去了活動的機會，從前反對聯邦制主張中央集權的進步黨人，忽然又主張擴大各省的自治權：張東蓀在《中華雜誌》第七號發表《地方制度之終極觀》一文，主張采聯邦自治的精神，而不取聯邦的名義；丁世嶧接著又在《中華雜誌》第九號發表一篇《民國國是論》，說中國的國基在於各省，猶美國的國基在於各州，主張在憲法上將中央與各省的權限劃清。

　　章士釗因張、丁兩人之論，在《甲寅》雜誌上作了一篇《聯邦論的評論》，接著又發表一篇《學理上的聯邦論》，於是引起潘力山的反駁，一時聯邦論頗有「甚囂塵上」之勢。但此時鼓吹聯邦論、鼓吹擴大省自治權的人，大概是感于袁氏專制淫威的濫用，使得各派新人士全無活動插足的處所；想假聯邦自治之說，一方面挑動各省反抗袁氏獨裁的情感，一方面為新派人士謀活動的機會。所以一到洪憲帝制推翻後，甚囂塵上的聯邦論，又反於消沉的狀態了。

　　民國五六年間，進步黨人和國民黨人在國會裡面，為了一個地方制度插入憲法的問題，發生有名的鬥毆案；其實當時的國民黨人並不曾主張採用聯邦制，不過想在憲法上確定省長民選罷了；進步党人非徒反對省長民選，並且反對以任何省制列入憲法，因為省制入憲，有類似聯邦制的原故；後來督軍團受進步黨人的教唆，通電幹憲，以「造成聯邦，破壞統一」為國會罪案之一；可見當時一般人對於聯邦制的反感。國會第二次解散後，護法戰爭繼起，又加以馮、段的暗鬥，武力中心主義失卻信仰，因之對於中央集權的可能性，也漸漸懷疑。

　　熊希齡向來是和進步黨人表同情、主張中央集權的，在護法戰爭的紛亂中，忽然通電主張採用聯邦制，他的電文中有幾句話說：「雙方既以武力爭法律，苟有一方，可以戰勝攻取，屈服群雄，統一全國，未始不可以慰人民雲霓之望；無如彼此均衡，各無把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可見他的忽然主張聯邦制，是因為武力中心主義失了信仰的原故。熊電發出後，很惹起各方面的注意，或贊成，或反對，報上時有各派要人商榷的文電發見；李劍農因在《太平洋》雜誌第八、九兩期中，發表《民國統一問題》二篇，第一篇指陳中國已非統一的國家，統一的破壞並非由於聯邦分權說，實由於中央集權之誤……採用聯邦制，並且是謀統一的最好方法；第二篇指陳軍民分治所以不能辦到，也由於中央集權之誤。對於中國採用聯邦制的利害有所陳說；從此一般人對於「聯邦」兩字，不若從前那麼嫌惡了。但此還在南北和會以前；南北和會的當中，少有人注意及此；及至和會無結果，皖直戰爭爆裂，南方軍政府瓦解後，聯治運動才積極地進展。

　　前面所說，是聯治思想的由來；以下再述聯治運動的進行。

　　所謂聯治運動，含有兩方面的意義：第一，是容許各省自治，由各省自己制定一種省憲（或各省自治根本法），依照省憲自組省政府，統治本省；在省憲範圍以內，非但可以免去中央的干涉，便是省與省之間也可免去侵略的糾紛，什麼大雲南主義、大廣西主義都應該收拾起來。第二，是由各省選派代表組織聯省會議，制定一種聯省憲法，以完成國家的統一——就是確定中國全部的組織為聯邦制的組織；如此既可以解決南北護法的爭議，又可以將國家事權劃清界限，藉此把軍事權收歸中央，免去軍閥割據之弊。這是聯治運動兩方面的意義。倘若全國朝野人士都抱著這兩種意義進行，未嘗不可成功。

　　但是當時鼓吹聯治和贊成聯治的人雖多，真正認識此兩種意義的人卻不很多。

　　就當時朝野人士的心理剖解：

　　一、進步黨一派的人因為武力失了中心，中央集權無望，已完全認識此兩方面的意義，極力贊助此種運動。
　　二、舊國民黨派的一大部分也極力贊助。
　　三、西南各省握有實權的要人，以湖南人的主張為最力，川、滇、黔、桂也很贊助，粵省則惟陳炯明一派表示贊助，中山一派極反對；不過這些握有實權的人的贊助，大抵只認識自治一方面的意義（因為便於割據之故），沒有認識聯治一方面的意義，所以中山極反對。
　　四、北洋軍閥勢力下的各省，浙江的盧永祥因為皖派失勢，想假自治之名以抵抗直系，所以也表示贊助，這種贊助當然也是圖割據的、虛偽的贊助。
　　五、奉系軍閥，在第一次奉直戰爭以前，對於此種運動絕對不理，直到被吳佩孚打敗後，才和盧永祥一樣的宣言自治。
　　六、吳佩孚對於「聯治」兩字，可以說是完全不懂（並且對於一切新式政治都不懂），他在由衡州撤兵以前，以倡導和平博得一般人的同情，自戰勝皖派後，武力統一的野心還超過段祺瑞無數倍，以為他自己真是一個無敵將軍；而此時為直系所宰製的省區又最多，凡直系所轄各省，當然和吳氏一致反對聯治。

　　在這種複雜心理的支配下面，所以聯治運動的進展很不容易。從九年下期到十二三年間，「聯治」兩字的聲浪雖然播散及於全國，結果只有省憲運動的一方面，在湖南算是實現了一下，統一的聯治，徒托夢想。

　　（國會第三次恢復後，賄選曹錕之外，也通過一種同於聯邦制的憲法，但不為國人所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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