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122)_李劍農

一二二

　　二、馮氏謀和失敗與段氏再起

　　段氏去職，馮氏仿佛得了勝利；但是馮氏並未得勝，因為段派的潛勢力方在極盛的時候，而馮氏的敷衍西南政策又完全不生效力。馮于免段後，十二月一日，發表新內閣，以王士珍任國務總理兼長陸軍（內務錢能訓，外交陸征祥，財政王克敏，農商田文烈，司法江庸，教育傅增湘，交通仍為曹汝霖，海軍仍為劉冠雄）。王為人和平，頗贊成馮派的對南和平政策。但是段派督軍堅決反對；十二月三日，倪嗣沖、張懷芝等段派督軍團在天津開會（張作霖此時附段，亦到會），唱對南武力解決之說。馮初不置意，於十二月七日任命譚延闓為湘督（譚氏並未赴任），就是表示對西南和平的意思（實際此時湖南已在湘桂軍手中，北洋派僅有嶽州）。西南要人岑春煊等（此時尚未入軍政府），也與長江三督李純等相呼應，唱言和平。

　　馮於十二月二十五日便正式發表弭戰的佈告，和平空氣一時很濃厚。但馮氏一面敷衍西南，一面仍要敷衍段派。段為主張對德宣戰最力的，去職後，仍以參戰的名義與東西帝國主義者相結托，藉外援以自重；馮氏既要敷衍段派的面子，又要敷衍東西帝國主義者，因在佈告宣戰之先，特任段祺瑞督辦參戰事務（十二月十八日）。段氏便假參戰督辦的名義，向日本進行借款，擴充自己的軍實，為制服反對派的準備；王士珍又把陸軍總長一席讓給段芝貴（與段祺瑞任參戰督辦同時發表）；因此北京政府的重權，仍操在段派手裡。西南方面看到這種形勢，知道馮氏沒有主持和平的能力，不受他的敷衍，在七年一月中旬，一面聯合自立各省進行切實的聯合組織，一面實行進攻。

　　石星川、黎天才于六年十二月中，已在湖北荊襄一帶宣告獨立，到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桂湘軍又把嶽州攻下了，因此鄂督王占元也受了恐慌。段派軍人便乘機鼓吹武力解決之說。馮氏一時進退失據，大受段派的壓迫，（當時馮氏頗想藉出巡之名而赴南京，以避去段派的壓迫，行至蚌埠，為倪嗣沖所阻，始回北京。）因命曹錕、張懷芝、張敬堯等率兵入鄂（任曹錕為兩湖宣撫使，張敬堯為攻岳前敵總司令）。到二月後旬，張作霖的奉軍進駐直隸（徐樹錚所招致），一方為段派聲援，一方脅逼馮氏。三月十九日，段派督軍又發出一道聯名威嚇的通電。馮氏無可如何，只得屈服于段派之前，於三月二十三日，又特任段祺瑞為國務總理（其他閣員多仍舊）。這是馮、段鬥爭的第二幕。

　　三、段氏武力政策再失敗與段再去職

　　段氏就任國務總理前，岳州已被北軍奪回。到四月二日，曹錕的部下吳佩孚又奪回長沙，於是段氏的氣焰大張，武力統一的主張更不可破了。四月十八日，吳佩孚又攻克衡山，幾有所向無前的氣概；段氏為鼓勵士氣並聯絡長江三督計，親往湖北犒師，歸途沿江而下，由津浦回京。（段所乘軍船撞沉江寬船，溺斃乘客無數。）但是他所靠的無敵將軍吳佩孚到了衡州，再不能進了；他的武力政策，也到了「登峰造極」的止境了。張懷芝的軍隊由湘東出江西失敗，蘇贛兩督橫亙在當中仍不出力，曹錕在五月三十日也回天津去了。

　　吳佩孚的不再前進，一是因為自己的兵力已到了「強弩之末」的景況；（據《北洋軍閥小史》言，吳之不能進攻粵桂乃限於事實，蓋兵士甚疲敝，官兵皆不願深入，蕭耀南、王承斌共勸吳勿再盲進，設遇失敗，將全軍覆沒，同時遣人說曹錕，曹錕亦不願再戰，故由漢回津。）二則因為奪回湖南，自己應居首功，而湘督一席反被無功的張敬堯得了去，心中也實有點不高興再戰；曹錕因為部下既無再戰的勇氣，自己又不曾得到什麼利益，所以也回天津。

　　段氏想用名位引動他們，在六月三日，授吳為孚威將軍；倪嗣沖於六月十一日又到天津與曹錕、張懷芝等會晤，從中加以敦勸；六月二十日，段氏又以川、粵、湘、贛四省經略使的大帽子賞給曹錕，以援粵總司令的名義授張懷芝，援粵副司令的名義授吳佩孚，（段派並秘密以副總統許曹，曹謂副總統非等私有，其意蓋不以為惠也。）希望他們替己出力。但是經略使只坐在天津經略；總司令雖然到過漢口一次，副司令依然安坐衡州，到八月二一日，副司令並且率領部下官佐，公然通電請罷內戰了。段氏的武力政策，至此全成幻夢。

　　段氏的武力政策雖成幻夢，但他在此次國務總理任內，以徐樹錚、曹汝霖等的專恣橫行，利用賣國借款，造成了兩個惡勢力的大壁壘：一個是所謂參戰軍，一個是由安福系包辦的所謂新國會。計段氏自三月二十三日後任總理，到十月中旬免職，約半年間，取得日本的借款公表額數，達一萬萬二千萬元：

　　（一）有線電信借款二千萬元（四月三十日簽約）。
　　（二）吉會鐵道借款一千萬元（六月十八日簽約）。
　　（三）吉黑金礦森林借款三千萬元（八月二日簽約）。
　　（四）滿蒙四鐵道借款二千萬元（九月二十八日簽約）。
　　（五）山東高徐順濟鐵道預備借款二千萬元（九月二十八日簽約）。
　　（六）參戰借款二千萬元（九月二十八日簽約）。

　　以外尚有不曾公表的。（按自復辟亂後，段氏當國，與日本寺內內閣勾結，在民國六七兩年間，中國所借日款由兩政府公表者，共約二萬萬元左右，即所謂西原借款是也。其中有一部分，為六年八月到七年一月所借，梁啟超亦曾參與。尚有兩次軍械借款，一次在六年十一月，梁氏雖未參與，然亦聞知；一次在七年七月，皆未公表者。所謂「西原借款」的真實詳細數目，至今無從查確，日人勝田主計所著《菊之分根》，龔德柏譯為《西原借款真相》，其中所發表之借款名目及借款額，與劉彥《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所載小有不符，勝田氏自言關於軍事借款，非其所主，不欲深述，則其所述者尚有未盡之處，不待言矣。）

　　這些借款的用途，除一部分用在對西南作戰外，其最大部分就是用在編練參戰軍，還有一部分用在製造安福系的國會。新編的參戰軍計三師四混成旅，（以共同防敵的名義，與日本訂立共同防敵條約，參戰軍用日本軍官訓練。）其目的在用以掃除一切反對勢力，直系軍閥也是參戰軍敵對目的之一。安福俱樂部以王揖唐、劉恩格、曾毓雋等為領袖，實際的後臺老闆則為徐樹錚。研究系當獻議改造國會時，滿擬造成一個研究系的國會，但到國會組織法及選舉法修正公佈時（七年二月十七日），研究系的閣員已經下野失勢；新國會議員的選舉（實皆指派），完全為安福系所操縱；到八月初旬，新國會開幕，研究系所得議員不過二十余人，安福系達三百三十餘人，交通系約百數十人；（內分新、舊交通系兩派，新交通系由曹汝霖統率，為安福系之與党，舊交通系則頗與曹氏立異。）所以安福系成了所謂新國會的唯一支配者。

　　段氏有了這兩個壁壘，武力政策雖不成功，還是不容易傾倒。但是他在造此兩壁壘時所用的賣國借款政策，促起了國民的危懼之念，首由留日學生發動，于五月十二日罷課回國，組織救國團，其目的就是在阻止中日共同防敵條約，即構成參戰借款的條約。到五月二一日，北京大學及各專校學生全體至總統府請願廢止中日共同出兵的協定。自此全國商民，大都皆知道段氏方在進行賣國，以殘同種，紛紛開會，通電，或攻擊段氏，或請求停止內戰，給段氏一打擊。還有一個打擊段氏的，就是舊交通系。原來交通系以梁士詒為首領，並無新舊之分；洪憲帝制失敗，梁士詒被通緝，曹汝霖變為交通系的新首領；及到梁氏通緝令取消，再來活動，梁派的勢力已為曹派奪去；徐樹錚向與梁氏不對，現在曹、徐結托，段氏任內關於賣國借款所有不正當的利益，全為曹派獨佔，梁派因此也站在倒段的一方面，與馮系軍閥通聲氣，也倡言和平。

　　這是段氏所受的第二個小打擊。到九月裡，新國會選舉徐世昌為總統，（袁世凱於二年十月就任正式總統，法定期限五年。袁死黎繼，黎去馮繼，到七年十月，適滿法定期限，故於九月改選。）十月十日，徐氏就任，馮氏退職，段氏自知不為國人所容，也於同時辭去國務總理之職（仍繼續任參戰督辦）。馮、段的鬥爭至此閉幕。不過馮、段的鬥爭雖然閉了幕，直皖的鬥爭尚在「方興未艾」地進展。因為徐樹錚所創造的鬥爭壁壘的參戰軍，正在進行擴充，而對方去了馮氏，與徐樹錚旗鼓相當的，尚大有人在。但是激烈鬥爭的開演，還須等待時機（要到九年夏秋去了）。此處暫不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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