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106)_李劍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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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護國軍的崛起與帝制的撤銷

　　站在反帝制聯合戰線上的急先鋒，當然要算中華革命黨。但自癸醜討袁失敗以來，舊革命黨在國內的根據地盤完全喪失，軍隊中的基本勢力完全破壞，中華革命黨活動的困難，卻比辛亥革命以前更甚。因為在辛亥以前，長江以南各省的軍隊都是革命黨的工具；現在，除了滇、黔、粵、桂四省以外，差不多各省都是北洋軍隊的駐防地；而粵省的龍濟光和他所部的軍隊，又已為袁氏的爵位金錢所制服，成了袁氏的死黨；桂省的陸榮廷雖然還沒有納入袁氏的彀中，因受了龍氏的牽制，也是不易發動的。此時可以利用作為發難的地點，就只有滇、黔二省。而滇、黔二省向為進步黨人的地盤。

　　（辛亥革命時，蔡鍔被舉為雲南都督。蔡命唐繼堯率滇軍入黔，唐旋以滇軍駐貴陽，黔遂納入滇之勢力範圍。元二年間，蔡鍔雖被統一共和黨擁戴為總幹事，曾與國民黨發生關係，然蔡為梁啟超之弟子，梁、蔡關係極密，故蔡實為進步黨人之保護者。滇、黔二省，久為進步黨人之活動場所。癸醜討袁之役，李烈鈞曾電蔡請同時發難，蔡以時機未至，不為動。旋蔡自知為袁所忌，乃調唐繼堯返滇，以滇督與之，而自請離滇。然蔡在滇之潛勢力則依然保存，進步党人亦依然倚黔滇為活動之窟穴。）

　　要想運用滇黔發難，進行無阻，非中華革命黨人所能辦到；就是舊國民黨溫和派的人士，也未必能運用圓滿，除非蔡鍔出馬，方有發動的可能。因為蔡是滇黔勢力的首腦，又是進步黨人的保護者，而中華革命黨人在該兩省沒有多大的關係，所以反帝制聯合戰線上的急先鋒，雖為中華革命黨，而聯合戰線的重心，全在領導護國軍的蔡鍔。

　　護國軍未起以前，上海方面有鄭汝成（上海鎮守使）被刺（十一月十日）和肇和軍艦被襲取（十二月五日）的事件，這是急先鋒的中華革命黨人所為。（主之者為陳其美。陳在日本東京與中山議定，原想在廣東舉事。及歸國過滬，各同志多以上海方面的海陸軍已有相當的聯絡，只要把鄭汝成去了，便可乘機佔領上海。陳其美亦以為然。但是鄭汝成一被刺，袁即派楊善德為淞滬護軍使，防範極密，肇和軍艦雖被襲取，並佔領電報局等數官署，但終不能抵抗袁軍之大隊，佔領上海的計劃歸於水泡。此後中華革命黨最顯著的活動，在南為廣東方面由朱執信等領導，在北為山東方面由居正領導，都是在護國軍崛起雲南以後，頗能牽制袁家軍力，給予護國軍莫大的助力。）此時袁世凱還不曾正式承受帝位，護國軍也還在醞釀之中。到袁氏將要登極的前數日（十二月二十五日，袁改民國五年為洪憲元年，擬於一月一日登極），護國軍在雲南發動了。

　　關於護國軍在雲南發動的經過，梁啟超說：「……籌安會發生之次日，蔡君（鍔）即訪余于天津，共商大計。餘曰：『餘之責任在言論，故余必須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對之。君則軍界有力之人也，宜深自韜晦，勿為所忌，乃可以密圖匡複。』蔡君韙餘言，故在京兩月虛與委蛇，使袁氏無複疑忌；一面密電雲、貴兩省軍界，共商大義，又招戴君戡來京面商。戴君者當時甫辭貴州巡按使之職，後此隨蔡君轉戰四川……者也。（戴為貴州人，唐繼堯督黔時曾為都督府參贊，歷任黔中觀察使、民政長、巡按使等職，屬於進步黨。）戴君以去年（四年）十月到京（與王伯群同由黔入京），乃與蔡君定策于吾天津之寓廬。後此種種計劃，皆彼時數次會議之結果也。……議既定，蔡、戴兩君先後南下，余於兩君行後亦潛赴上海。餘到上海實十二月十八日也，而蔡、戴兩君亦以十九日到雲南。……」（見《盾鼻集·國體戰爭躬曆談》）

　　這段話當然是事實，不過把事實說得太簡單，仿佛這件事就只有他自己和蔡、戴是發動的人，別人都不曾與聞，未免有專替己派宣傳功績的意味。其實，舊國民黨李烈鈞、李根源等的一派也老早注意到了雲南，（李烈鈞在清末曾任雲南陸軍小學總辦，又做過雲南講武堂的教官，故與雲南的軍官亦多有關係。）癸醜贛寧之役失敗後，贛軍的舊部，便有潛往雲南秘密插在滇軍裡面的。帝制問題發生後，梁、蔡等在京津方面與雲南密通消息時，李烈鈞也由日本派人往雲南活動。

　　到雲南最早的，要算是方聲濤。（方聲濤與李烈鈞同為第六期士官生，李任贛督時，方為贛軍旅長，癸醜失敗後，與李同出亡於外。）方到滇後，住在黃毓成家，與滇中軍官秘密會商；唐繼堯得知，也曾赴黃宅與方面晤。李根源雖不曾親回雲南，也由日本到了香港，與唐繼堯及各方黨人通消息，促唐發難說以外省（如蘇督馮國璋、桂督陸榮廷等）亦有反對帝制的，如滇省一動，不患沒有聲援的話；所以向雲南謀活動的，不僅進步党領袖的梁啟超一派，就是雲南內部的軍官，也不少主動的人；據蔡鍔與梁啟超書中所說（五年一月五日在滇與梁書，見《松坡軍中遺墨》）：「滇中級軍官健者，如鄧泰中、楊蓁、董鴻勳、黃永社等，自籌安會發生後，憤慨異常，屢進言於蓂賡（唐繼堯之別號），並探詢主張，以定進止。蓂以未得吾儕之意向所在，且於各方面情形不悉其真相，遂一意穩靜，荏苒數月，莫得要領。暨聞敝宅誤被搜查（即指袁派軍警搜查蔡鍔北京寓宅事）、鍔引病出京之耗，慷慨激昂之聲浪複起。迄王伯群到滇，將鍔在津所發一函遞到——先鍔五日抵滇——蓂意遂決……」

　　據此看來，滇軍的內部，也很有主動的人物。不過有兩點我們應該注意的：一、雲南內部的最初發動者決不是唐繼堯，唐不過是一個「看風轉舵」的人；二、唐繼堯發動的決心是由蔡鍔促成的，蔡若不到雲南，雲南的變化如何，甚不可測。

　　（據當時隨蔡赴滇的軍官某君所言：「唐繼堯的態度，是蔡到滇後才真正決定。當方聲濤等與滇中軍官密謀時，唐初未聞知。後雖告于唐，然唐之態度不甚明瞭。即李烈鈞到滇——在蔡到滇之先二日——唐仍虛與委蛇。巡按使任可澄則袁世凱所恃以監視唐繼堯者，其態度尤不可靠。財政廳長籍亮儕——即籍忠寅——雖屬進步党人，初亦甚不欲動。滇軍官之一部分，與方聲濤、李烈鈞等暗中計劃，唐若終不肯從，則將殺唐以舉事。唐亦慮及內變，故始終以虛與委蛇之態度出之。及蔡鍔赴滇之消息到滇時，且有謀邀蔡於途而殺之者——或謂系任可澄之所為——因蔡鍔機警，計不得逞。蔡抵滇後，唐知勢不可抗，始決從眾議發難。」日人吉野作造所著《第三革命後之支那》亦言，滇軍官最初發動者為黃毓成、羅佩金、趙又新、鄧泰中、楊蓁等，初未使唐知，議定後，始由黃、鄧、楊三人代表全體同志請于唐。謂唐若終不從時，則將殺唐以舉大事，可見上記某軍官之言並非虛語。）

　　至於蔡鍔和李烈鈞，也不是到了雲南之後才同謀的。蔡由天津赴日本，由日本轉臺灣，由臺灣轉海防，由海防入滇，隨處和舊國民黨的軍人政客都有接洽（他和李烈鈞是在臺灣已相晤一次，因避人耳目，故未一同入滇，此亦某軍官所言）。這也是在滇與梁啟超的書中，可以看得出來的；蔡的書中說：「彌月來周曆萬里，細察各處情形，多為始願所不及；綜言之，人心固結，氣象發皇；前所謂急進派者（指國民黨人）反諸平實，穩健派者力去弛惰。」

　　他的書末，又敦促秋桐（章士釗）、鎔西（張耀曾，舊國民黨人）諸人赴滇，轉道入川，說：「此時雖為軍事時期，將來一切政治上規劃亦不得不早為著手。」這些話，都是蔡在入滇之先，早與國民黨人有接洽的證據。概括言之，護國軍在雲南發動的經過，便是舊國民黨的溫和派和進步黨結合的經過；最初的動力，同時起於京、津、東京、雲南的各方面，漸次各方的策士集中于上海、香港兩處（在滬者有梁啟超、谷鐘秀等諸人，在港者有李根源、林虎諸人），互相策應，而重要的實地戰鬥員則集中于雲南，而以蔡鍔的達到雲南，為實行發動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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