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105)_李劍農

一〇五

　　六、進步黨派

　　進步黨本是君憲黨的化身；但自清室顛覆後，頗知道已經推入溷廁的偶像，不能再令人崇拜，若要創造一種新偶像，不是倉猝間所能成功的，故在此時恢復帝制，他們決不贊成。加以他們受了袁氏的玩弄，大部分和國民黨人同樣的變為政治上失業者；就是沒有失業的，也不過是站在北洋官僚派的門下，分些殘羹冷飯罷了，所以他們此時反袁的心理，已和國民黨沒有兩樣。並且他們也知道帝制問題一經發生，現狀是決不能再維持下去的了；他們不加入反袁運動，國民黨的人士也是要動的；倘若國民黨單獨行動竟告成功，豈不和辛亥革命後一樣，他們又要受排斥。

　　（試看梁啟超致籍亮儕、陳幼蘇、熊鐵崖、劉希陶書云：「……第一，吾黨夙昔持論，厭畏破壞，常欲維持現狀，以圖休養。今以四年來試驗之結果，此現狀多維持一日，則元氣斫喪一分。吾輩擲此聰明才力，助人養癰，于心何安，于義何取？使長此無破壞，猶可言也，此人[指袁]則既耄矣，路易十五所謂朕死之後，洪水其來，鼎沸之局，既無可逃，所爭者早暮已耳。第二，吾儕自命穩健派者，失敗之跡歷歷可指也。曾無尺寸根據之地，惟張空拳以代人呐喊，故無往而不為人所劫持，無時而不為人所利用。今根基未覆盡者，只餘此區區片土[指滇黔]，而人方日惎詗於其旁[指國民黨]。當此普天同憤之時，我若不自樹立，恐將有煽而用之，假以張義聲者[指國民黨]。我為牛後，何以自存？倖免于此，而為獨夫戮力，杯酒釋兵之事，數月後，行且立見，儽然共為一匹夫，以坐待到割，噬臍何及？……」）

　　所以籌安會發生不久，梁啟超就毅然決然倡反對，發表他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

　　（此文未發表前，袁氏已聞知，派人賄梁二十萬元，令勿發表，梁不受，繼又派人以恐嚇手段對梁，梁亦不屈，稿成後，並先以稿示袁，袁無如何。見梁著《國體戰爭躬曆談》。）

　　梁自民元歸國後，從沒有發表過反袁的議論；此文一出，頗振動各方的耳目，大家知道進步黨的領首人物，也是立在反帝制的一方面了。

　　進步黨人加入反帝制的方面，對於反帝制的運動，發生很大影響：甲、進步党的領袖，與北洋派的文武要人夙通聲氣，可以搖動北洋派擁袁的礎石，縱不能使北洋派人物積極地反袁，至少可使那消極反袁的（如馮、段、徐等）益趨於消極。乙、進步党的領袖，夙以穩健兩字博得惰性國民的同情；現在轉為積極反袁的活動，使多數惰性的國民，也知道反袁不是革命黨的無故搗亂了。丙、進步黨在舊勢力方面，既可以與官僚復辟派人發生關係，在新勢力方面，又可以與國民黨的溫和派聯為一氣；而國民黨的溫和派自然與激進派（中華革命黨）可以聯絡的，因此進步黨人與激進派的國民黨人也一時成了朋友。於是各種消極、積極的反帝制勢力，不知不覺地形成一條不自然的聯合戰線。

　　上面所說，是國內反袁的情形，至於外交上的形勢，也和民國二三年大不相同。癸醜贛寧之役，袁氏所以戰勝民党的，全在帝國主義者的大借款。而當時帝國主義團中握東方外交上牛耳的英國，尤特別袒助袁氏；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和袁氏的顧問莫禮遜（原為倫敦《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想利用袁氏作英帝國的工具，所以特別和袁氏要好，袁氏特別得了他們的助力。

　　歐戰發生後，外交形勢大變，西方的帝國主義團都捲入戰爭的漩渦，不暇顧及東方，日本成了東方的霸主。假使中國發生變亂，日本乘機取利，英俄諸國既不能制止日本，又不敢得罪日本，眼睜睜望著日本把中國的利益囊括而去，英俄等無可如何。所以當帝制問題發生時，英俄等國皆表示反對態度；而日本當局非正式的言論和報紙上的論調卻不反對，並且表示一種「舉欣欣然有喜色」的樣子。及帝制運動的進行到了不能中止的時候，日本便首先發難，提出警告來了。英、法、意、俄也不能不附和日本，相繼提出警告。警告的形式雖同，警告的精神，則日本與英、俄等國各別。

　　英俄等國此時唯一的希望，在中國勿發生變亂；帝制能停止進行固好，不能停止，則務使反對派不能有為，故一面順著日本提出警告，一面暗中盡力幫助袁氏，妨礙反對派的行動。日本當局，初分兩派：一為外務省派，一為陸軍省派；前者主倒袁，後者主助袁。（此據吉野作造《第三革命後之支那》所言。一說陸軍省派主倒袁，外務省派主助袁，未知孰是。但起初兩派意見不同則為事實。）所以分為兩派的原因，就是起初對於袁派和反袁派的力量觀察，未能十分明瞭。倘若袁氏稱帝竟能成功，則助袁為有利於日本；若終不成功，則助袁徒增長中國國民之惡感。故當最初提出警告時，日政府的方針並未十分決定，所決定的就只有對於帝制的進行必須加以干涉；干涉的用意，一方面是向袁氏埋伏榨取權利的伏線，一方面是博取反袁派的好感，以待時機的進展。及見反帝制勢力蔓延日廣，便又提出第二次的警告（第一次警告在十月二十八日，第二次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英、法、意、俄仍舊不能不附和。

　　此時袁氏才明白他所恃為外援的英使朱爾典和莫禮遜，都沒有制止日本干涉的能力了，於是決心向日本送禮。派周自齊赴日本補賀日皇加冕之議，雖在五年一月初旬才公表，但雙方的接洽定議實在四年十二月後期。不料個中秘密臨時敗露，惹起英俄等國的嫉妒，英俄等才放棄暗中助袁的行動。日本因秘密漏泄，恐增長中國國民的反感，而帝制成功的希望很少，又日益明白，於是幾決計倒袁，對於已經答應接待的送禮特使周自齊于臨行時宣告擋駕。

　　袁氏賣國的外交於是全然失敗，帝制的成功遂以無望。

　　（關於派遣周自齊赴日補賀日皇加冕事，張一麟的《五十年來國事叢談》中有一段記載可供參考，茲特附錄於此：

　　「……初，政事堂參議伍朝樞往謁某使，某使甚不贊成[不贊成帝制也]，其說帖餘親見之。其後某使忽覲見，蔡庭斡任傳譯，是日問答筆記，無一詞反對，與伍君前件如出兩人。蓋某使已聞某要人言，日本業已贊成，某國如不然，恐在中國商務，某國必受損。於是陽為贊成，而陰調中日間之秘事。以電與上海某國領事，謂此次中國特派周某為大使，而日將以親王之禮相待，其中必有原因，如能查得實據者，則使館預備數十萬之外交秘密費，專辦此事。某領事乃訪寓滬之某巨公，托其設法。某巨公曰：可。適是時袁氏有同姓子在滬，其人固隨其父出入，而習知公府路徑，凡內外尉及女使婢媼，然自幼稔之者也。得某巨公之巨額費用，入京訪內差句某，某之母為袁氏舊媼，司內室曬掃虎子之役，他人所不能入，獨媼能之。

　　某乃因其母配一鑰匙，伺項城去，開其密室中之屜，取而致之某國使館，遺工照入攝影，而以原物返其故所，絕無人知。其使乃以所攝轉與某使，某使電致紐約報略宣佈之。此報章傳至日本，大隈首相乃召華使面斥之曰：余固知汝中國人不能共事，此事先與爾約，除我與爾及項城外，不許第四人知，今何如矣。華使逢彼之怒，而不知所由，至今茫然也。未幾而日政府致電外部：敝國因有未便，貴國大使可勿來云云。是時，熊君希齡以湘西賑事來京，謁某要人，問帝政可能否？某曰：專使不去，殆絕望矣。閱者諸君，不記句克明被捕之事耶[即盜公文書者]。未幾而顧問某國人某君日唱帝制不成之語。是帝制之失敗，亦某使為之也。……」按張一麟曾宦于袁氏，袁氏之取消帝制令，由張起草。張自言：自籌安會初設至帝制取消，逐日有日記，因中多牽涉當代人物，故不宣佈，此處所記，於國名、人名亦多以某字代之，然讀者當能默揣而得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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