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103)_李劍農

一〇三

　　▼三　反帝制各派的聯合戰線與外交形勢

　　袁黨的傀儡戲，扮演得如此圓滿，在他們的心目中，以為決沒有人能夠拆他們的台的。他們看定了：全國的老百姓，是希望有一個真命天子出現的；從前立憲派的人物，縱不肯幫忙，是決不會積極作反對行動，也沒有積極反對的力量的；從前的革命黨人，雖然一定是要搗亂，但已經完全失去了根據地，也沒有這種實力了；北洋軍閥的勢力，佈滿了全國各要地，其間縱或有十二人不大熱心於此道，但也決不會有反對的行為的，「人亦孰不欲富貴」，重重地封賞他們，沒有不歡天喜地的。如此，還有問題嗎？但是事實全不如他們所料；民國四年的中國情勢，全不如民國二年的情形了。此時反袁的勢力，可分為消極、積極的兩大派，兩大派之中又可分為數小派，以次略述如下：

　　一、一般的人民

　　中國的普通人民，向來不問政治，但是到了他們感覺痛苦的時候，消極的反對意味，有時也很有效力；辛亥革命時對於清，癸醜討袁時對於國民黨，我們已經看見過了。袁黨以為現在的所謂「民心」，還是和民國元年、二年一樣。不知在民國二年時，並不是「民心」對於袁氏有如何特別的好感，不過是誤認革命黨喜歡鬧亂子，希望把這班亂黨除去，他們方可安居樂業的意思。現在又要行帝制，必定又要招惹革命黨來作亂，所以他們就惶恐的不安起來了。假使袁政府在趕走革命黨以後，果然有若何的德政在民，或者還有幾分擁戴的心理；但是自從癸醜趕走革命黨以後，人民並沒有得到什麼好處。官吏的削刮，北洋駐防軍隊的野蠻，比以前的革命黨還利害；當時國內的報紙雖然不敢揭載，但是事實是不能掩蓋的。

　　（當時有伍孑餘致《甲寅》記者一封通訊，可以窺其大概，節錄如下：

　　「……僕歸家鄉數月，默察地方吏治，見州縣之官，十九為前清聲名狼藉之污吏，而報館不敢據事直書，地方公正士紳懼言及公事，彼可誣為亂黨以鉗其口，則不能不采明哲保身之義，以故生殺予奪，為所欲為。吏治之壞……即頑固黨亦驚為前清所未有，而存時日曷喪之想。……今姑舉其有妨學務者言之：僕歸家鄉旬日，即見十一二歲之小學生因被革命之嫌疑為警察擄之以去者，凡十餘人焉。夫十一二歲之童子，安知革命為何事？則因學校之國文教科書中有『武昌革命』一節，於是小學生徒知當世有所謂黎元洪者，又知數年前有武昌革命之事，故課餘歸家，三五相從，時談武昌革命之事。警察聞有『革命』二字，不論其講他種革命或武昌革命，輒擄之以去。彼豈必欲槍斃此等十一二歲之童子，特既已擄去，其父兄不能不以金來贖耳。故為父兄者，多不敢輕令其子弟入學校讀書……故兩年來之學務一落千丈。……

　　又自去歲以來，政府發行公債兩次，皆由縣知事強迫地方殷戶每人必認購若干，然使出錢而即給以票，則他日還償與否不可知，而目前有票以與之交換，則亦稍足以慰其心，而實際則不爾爾。縣知事告殷戶曰，爾先以錢來，我始知爾所認購者為不虛，然後待我詳文巡按使，由巡按使詳文北京，以請公債票焉，候其到縣，則以發給爾也。然以我國交通不發達，由縣達省至京，動須半月或數月，合往來之日計之，三四月或七八月者比比皆是。而縣知事之更易無常，當其未更易時，有往問者，則曰票尚未到；及新官蒞任，有再往問者，則謂前任官不知如何辦理，吾見公債簿中固無汝名也。僕固未敢謂全國辦理公債之手續如此，惟據僕所目擊，其出錢而不得票者殆居十之六七焉。故人民謂前清之昭信股票，雖不償還，尚有票焉可以供捐納虛職之用，今則並票而無之。故公債雲者，特人民出錢以償官府之債耳，略舉一二，人民之憔悴於虐政，已可概見。……」）

　　在這種暴力壓迫的下面，自然沒有擁戴的心理；既不擁戴，還有惹起革命亂子的恐慌，由恐慌而厭惡憤恨，那種消極反對的意味，就表現出來了。

　　二、清室遺老的復辟運動派

　　在籌安會發生以前，勞乃宣、宋育仁輩，方才受了袁黨的打擊。假使袁氏真真維持共和到底，他們也沒有話說。乃宋育仁被捕解回原籍後，不過半年，袁氏便自謀稱帝，復辟派豈能甘心。現在勞、宋輩雖然沒有反對的力量，還有一個赫赫大名的康有為和一個握有兵符的張勳，方在那裡等機會，此刻雖不敢彰明昭著地提出復辟之議來，若有人要打倒袁世凱，他們也有相當的消極援助的力量。

　　三、北洋派的自身

　　袁世凱的生命全在北洋系，北洋系的生命也全在袁世凱。不過生命雖然是互相依託的，心理上卻各含有可以分裂的細胞種子。袁是統率北洋文武的總首領，段祺瑞、馮國璋是武的兩大柱石，徐世昌是文的柱石。徐的心理：若在共和的名義之下，替袁氏作一輩子的國務卿是很高興的；若要他向袁氏稱臣，並且將來還要向他的兒子稱臣，到底面子上難過；並且在共和的名義之下，他的名字也有被寫在嘉禾金簡藏之石室金匱的希望；袁若稱帝，縱然把他的名字列為「嵩山四友」之一，不要稱臣，但是作國務卿的希望就沒有了，還論總統呢！所以他就是消極反對的一個。段、馮的心理：若論地位、資格，稱臣原無不可，不過都認為時機太早，且封爵世襲雖屬可貴，總不如一國元首位置的尊榮，所以取得封爵的欲望，還不如取得承繼總統的欲望的強。而袁氏必欲稱帝，這是兩方面可以分裂的細胞種子。

　　自癸醜戰勝革命党以後，進步黨也失勢，北洋系的內部，官僚派和武力派已有不和的現象；梁士詒與段祺瑞，常起暗鬥；袁克定更忌刻段氏，恐其「怏怏非少主臣」。袁、段關係雖親密，因有梁氏和袁大公子浸潤其間，便漸漸的不圓滿了。袁、段間的裂痕，最初恐怕是起于袁氏設置海陸軍統率辦事處；以前的軍事大權全操于陸軍部，段氏為陸軍總長，行動如意；自三年設置海陸軍統率處，把陸軍部的權移去了一部分，段雖沒有表示不滿，但心中已感不快。不久袁又藉口北洋軍隊已呈暮氣，另組模範團於北京，選各師旅的優秀將校為心腹，以別於北洋舊軍隊，越使段氏灰心。（袁之設統率處，練模範團，與載灃之皇族總攬軍權政策完全相同。）後來因為浸潤段氏的人，集矢于徐樹錚（時已為段之親信人），袁示意于段，段憤然曰：「此極易辦，公先免我可矣。」從此袁、段間的裂痕便大暴露。到籌安會將要發生時，段便辭去陸軍總長，而赴山西。

　　（段在山西，相傳某公子曾進食置毒藥，齎者以告，又傳見有刺客，但其事曖昧，真偽難知，惟可料非袁世凱所為。見《北洋軍閥小史》。）

　　籌安會成立後，竟令准免職，而代以王士珍（王城府甚深，帝制初動議時，依違無所可否）。馮在四年六月入京，向袁探聽意思，袁不肯說真話，已知道袁不相信自己，及段免職，馮更「兔死狐悲」；袁氏想利用周夫人從中斡旋，但也無效，馮一以消極對付。北洋軍人的兩大柱石既皆趨於消極，於是其餘的軍界要人，除了段芝貴特別起勁（段芝貴為當時所稱「十三太保」之一）外，都失了擁袁的誠意，不過無人起而反對罷了；對於袁克定，尤十分的不快。

　　（洪憲尚未成，而袁克定之驕矜已不可遏。一日克定傳令將赴北范閱兵，師長某遣派團長以下迎接，克定至，不見師長，拂袖立去。又李純自江西馳書克定稱仁兄，克定擲還之。其驕大抵類是，然無敢明示反對者。滇師既起，北師入川，袁遣慰勞員至出征之各師旅，各攜袁影相及宣傳員十二人隨往，各師旅皆搭彩棚，宣傳員先向袁影相叩首，然後講演，軍官等私議，仿佛開追悼會者然，其鄙視之情可見。見《北洋軍閥小史》。）

　　袁氏誤信某政客的話，謂「北洋諸將惟欲攀龍附鳳求子孫富貴」，以為只要有了封爵，無不可以驅使，誰知後來可以聽驅使的僅得一部分，其餘的一部分不惟不受驅使，還有走反對方向的危險呢！

　　上面三項，都可歸於消極的反帝制派。袁氏既已得不到這一派人的援助，積極反對派的力量就更強了，試看積極反對的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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