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68)_李劍農

六八

　　▼三　革命運動的苦境

　　在武昌起義前最近三年內，革命黨活動見於表面的事項，比較宣統前三年為少，因為所處的境遇比較前三年更苦。其所以更苦的原因，就是清政府防範更密，而偽立憲的招牌又足以搖動一部分愚昧薄弱的國民心理，直到皇族內閣出現，大家才有幾分覺悟。梁啟超在《為國會期限問題敬告政府諸公》的文中說：「數年前革命之說遍天下，自預備立憲之詔既頒，乃如湯沃雪。夫一詔則安能有此奇效？希望心有所寄，則民氣不期靖而自靖也。及乎以諸公當預備立憲之沖，而前此一線之希望，複永斷絕于諸公之手；故前此約以九年開國會而民安之，今茲約以九年而民嘩之者，非民之靖於昔而囂於今也，希望既絕於彼乃不得不轉而向於此也。」可見，偽立憲的招牌對於國民心理的影響。革命党知道這種偽立憲的呼聲，足以阻礙他們的前進，所以雖在處境極困難的當中，還是拼命奮鬥，以圖振興愚昧薄弱的國民精神。從宣統繼立到武昌起義前，計有下列諸役：

　　一、戊申十月二十六日，熊成基發難於安慶；
　　二、庚戌正月初，廣州新軍變亂；
　　三、庚戌二月，汪精衛、黃複生等謀刺載灃；
　　四、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死難之役。

　　（此外還有溫生才刺殺孚琦，是三月二十九日廣州發難的先聲；林冠慈、陳敬岳謀刺李准是廣州起事失敗的餘波。）

　　熊成基安慶之役，並非主自同盟會，也是中山所謂「慕義之士，聞風興起，獨樹一幟以建義者」。熊為安徽新軍炮隊營隊官。戊申秋間，湖北和南洋（即蘇、皖、贛）的新軍定期會操於安徽之太湖，熊黨本想乘秋操起事，恰逢光緒帝和西太后相繼暴亡；消息傳來，人心惶惶，以為將有大變（此時外人亦有慮中國將起變亂者）。各省督撫都異常防範，查拿革命党愈嚴。熊恐被查覺，便於十一月十九日（西太后死後第四日），率安慶城外的炮隊營聯合馬隊兵起事。此時皖撫為朱家寶，原來防範很嚴，聞變，閉城嚴守，又分電秋操軍隊和長江水師來援。熊因攻城不下，而敵之援軍四集，退去廬州，潰散。（熊成基後至哈爾濱謀刺載濤被捕，在吉林遇害。）

　　此役雖非發於同盟會，然可見革命思想在各新軍中已到處潛伏，使一般清吏晝夜懸心吊膽，其影響亦不小。但自熊成基失敗以後，在宣統元年的一年中，革命黨毫無動作，所以梁啟超有前面所舉「如湯沃雪」的樂觀話。原來革命黨中心機關同盟會的幹部，自鎮南關河口幾次失敗以後，中山西去，黃興、胡漢民或困守南洋，或秘伏香港，物資缺乏，懲前此之失不欲輕舉，想培養一個比較有把握的基礎再動手。汪精衛則自丁未以來便懷一種用短兵突擊（暗殺）的計劃，而屢為黃、胡等所反對。

　　己酉（宣統元年）的一年間，黃、胡等大約秘密往來於南洋、香港間，其目的在培養基礎于廣州之新軍，汪則決意進行他的短兵突擊計劃。庚戌一二兩月內，廣州新軍鬧的亂子和汪、黃在北京的被捕，都是先一年醞釀而來的。此一年內，汪、胡間常有書劄往來辯論。胡以為：「此後非特暗殺之事不可行，即零星散碎不足制彼虜死命之革命軍，亦斷不可起，蓋此使吾敵之魔力反漲，國民愈生迷夢。」汪則以為：「偽立憲之劇日演於舞臺，炫人觀聽，而革命行動寂然無聞……國人將愈信立憲足以弭革命之風潮……愈堅其信仰立憲之志。……吾黨若無直接激烈行動，其結果必出於此。……若謂零星散碎之革命軍，足傷吾黨元氣……至於暗殺，不過犧牲三數同志之性命，何傷元氣之有。」（見汪精衛與胡漢民書，載汪之文選內）

　　中山、黃興和其他同志都反對汪的主張。汪、胡間雖有書劄往還，而汪對於其他同志的電招，連回信都沒有，因此便有反革命派的人從中挑撥，說汪與中山有隙，將分道揚鑣了，並且藉故攻擊中山。豈知汪所以不回答他們之電信，是不願向同志說假話，又不願意使暗殺的密謀被多人知道，恐怕容易洩漏的原故。及到北京事發，胡漢民方把汪的幾封來信發佈。汪和黃複生等在北京謀炸攝政王府，機關敗露，被捕，審訊時，汪的供詞洋洋數千言，清廷不敢發表一字，恐怕激動國人的耳目。汪、黃的罪刑原定處死，後來載灃聽信幾個老成人的話，想藉此博寬大之名，並以緩和党人的心理，才定為無期徒刑；但是革命黨人並不感謝他。

　　此次汪的計劃固未成功，而黃、胡等所經營的廣州新軍計劃，尤先汪案而失敗。廣州新軍本已運動成熟，擬於庚戌正月某日發動，不料在己酉十二月三十日，因為新軍中有兵士數人，以細故與巡警衝突，便激起一個大風潮來，不能遏止；革命黨員倪映典於庚戌正月二日倉卒入營指揮，率領新軍一部分從沙河進攻省城，至橫支岡為敵截擊；倪映典中彈而死，餘眾猶奮勇對敵，卒以眾寡不敵潰敗。費了一年多工夫的經營，竟如此「曇花一現」而散，真使他們短氣。此時中山由美東行，至三藩市，聞敗耗，因取道檀香山、日本而至檳榔嶼，電邀胡漢民、黃興、趙聲等往商捲土重來的計劃。當時磋商情形，依中山自述如下：

　　……時各同志以新敗之餘，破壞最精銳之機關，失卻最利便之地盤，加之新軍同志，亡命南來者，實繁有徒，招待安插，為力已窮；而吾人住食行動之資，將虞不繼，舉目前途，眾有憂色。詢及將來計劃，莫不欷歔太息，相視無言。（可見革命黨當時的苦況。）予乃慰以一敗何足餒！吾曩之失敗，幾為舉世所棄，比之今日，其困難實百倍。今日吾輩雖窮，而革命之風潮已盛，華僑之思想已開。從今而後，只慮吾人之無計劃、無勇氣耳。如果眾志不衰，則財用一層，予當力任設法。時各人親見檳城同志之窮，吾等亡命境地之困，日常之費每有不給，顧安得餘資以為活動。予再三言必可設法。伯先（即趙聲之別號）乃言：「如果欲再舉，必當立即遣人攜資數千金回國，以救濟某處之同志，免彼散去，然後圖集合而再設機關以謀進行。吾等亦當回香港與各方接洽。如是日內即需川資五千元；如事有可為，則又非數十萬大款不可。」予乃招集當地華僑同志會議，動以大義，一夕之間，則醵資八千有奇。再令各同志擔任到各埠分頭勸募，數日之內已達五六萬元，而遠地更所不計。既有頭批的款，已可分頭進行。……於是乃有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舉。

　　觀此我們可知道辛亥三月震動全國耳目的廣州之役，是革命黨從艱難困苦到極點的境遇中振拔起來的，而亦卒歸於失敗。此次計劃的大方針，原定「以新軍為主幹。但鑒於從前運動軍隊或民軍，難於擇一發難，乃抉擇同志五百人為選鋒，任發難之責，以領導軍隊及民軍，蓋將傾全黨人力財力以赴之也。廣州一得，以黃興統一軍出湖南趨湖北，趙聲統一軍出江西趨南京」。（以黃于湖南曾辦華興會，黨羽甚多；趙曾任南京新軍統領，與新軍感情甚洽。）

　　這種方針，是庚戌年十一月在檳榔嶼決定的。決定後，趙聲即回香港，保存廣州新軍團體。黃興于十二月中旬、胡漢民于辛亥正月中旬先後返香港，長江各省及閩桂日本各同志也有到的，便在香港組織統籌部，分擔職務，舉黃興為統籌部部長，趙聲為副。下分出納、秘書、儲備、調度、交通、編制、調查、總務八課；由趙聲、胡漢民、姚雨平、胡毅、李海雲、陳炯明、洪承點、羅熾揚等分別執掌。又鑒於累次的失敗，大概由於「機關」部分被破，牽連全域，因議定各事由各主任人負責，各部之事不相問，亦不相告，藉以保守秘密。繼續在廣州秘密分設的機關約有三十幾處，起初也是各不相知。不久，長江各省的秘密約束有了相當的成熟；廣州方面的新軍、防營、警察、民軍、本黨的選鋒隊，都有了相當準備；本有最大限度的成功希望。

　　其失敗原因：一、由於新軍的軍械，因前次新軍變亂的原故，被政府收去，只能由本黨接濟少數的軍械；二、由於在南洋籌款時早被南洋的反對黨知道，傳達粵督張鳴岐，張已預先防備；三、由於溫生才刺殺孚琦，促起廣州當局的嚴密警戒與搜查，此實為失敗最重要之原因。發難的時期初定於三月十五日，本黨選鋒隊（以五百人不夠）定為八百人，分為十路：黃興率百人攻督署；趙聲率百人攻水師行台；徐維揚等率百人攻督練公所；陳炯明等率百人防截旗界，佔領歸德、大北兩城樓；黃俠毅等率百人攻警署協署兼守大南門；姚雨平等率百人佔領飛來廟，攻小北門延新軍入；以外還有五十人一隊的四隊，分攻他所。因為等候軍械延遲到三月二十日夜，而張鳴岐和水師提督李准，已把他們的秘密探出。又因是月十日，溫生才刺殺孚琦，城中戒嚴；一面調防營佈防，一面下令搜索。

　　黃興於三月二十五日入廣州，二十六、二十七日，廣州的機關和黨人，已有被破壞捕獲的。城內風聲鶴唳，黨中因有人提議延期，命各部已到選鋒隊退出，未到者暫勿來；黃興欲以一死拼李准（因籌款與集合人才不易，且恐失南洋同志之信用故也），卒以眾議決定下展期命令。至二十八、二十九日，忽有人謂，粵督調來之防營即本党之同志，事尚可為，複下命令定二十九日午後十二點鐘舉事。至二十九日午，黃興住所附近之機關又有被破獲者，眾恐搜索至本處，將所謀全歸無效，紛請即發；朱執信至謂，若不發即自殺；因于本日午後五時半，由黃興率選鋒隊約百人撲攻督署；原定十路，因數次命令變更，或已退出而未能集合，或再集合而尚未到省，臨時變更計劃，與黃同時發動的僅有四路。其中延接新軍之一路又因計劃變更，接濟新軍之少數軍械未能達於新軍手中，新軍限於城外，束手坐觀，失去一大助力。

　　黃興所率之選鋒隊攻入督署，張鳴岐由署後鑿孔逃往水師行台。黃率所部出署，謀分途轉攻他所，至雙門底，遇溫帶雄所率防營軍隊數百人。溫本已與革命黨人聯絡，並已得革党命令于五時半往攻水師行台，擒拿李准，又得李准命令入城防攻黨人；溫喜極，即扣留李之傳命者，率隊出發，欲達到水師行台始換革黨白布臂章；行至雙門底，黃等見他們無臂章，不知他們是同黨，黃部方聲洞首先向溫帶雄發槍，溫即倒斃，彼此誤會互相轟擊，黃部沖散，巡防隊因溫死亦散。黃以孤身闖入一小店內猶於門隙中射擊敵人，敵散後見自身衣上血跡模糊，始知喪去三指，輾轉逃入河南，數日後始逃至香港。

　　假使沒有雙門底一場誤會的攻擊，李准和張鳴岐同在水師行台，必為溫帶雄的防營軍隊所斃或被擒獲，廣州必為革命軍所佔領；乃因防止洩漏嚴密過度的原故（溫部不能早換臂章是恐中途遇阻，而溫不以此預告統籌部，是守各部不相聞問的原則），把自己兩部分的主力軍隊由自己全行破壞；否則廣州一得，長江方面相繼響應，恐怕清廷的命運延不到本年八九月了。此次的失敗，犧牲最大，所謂黃花崗的七十二烈士（實則黨員之被難者不止七十二人）是革命党的精華，也是國民的精華。我們試看烈士中的林覺民在此役實行後幾日寫給他的愛妻的遺書（林君遺書，作為附錄載於本節之末，請參看），便知道他們的血是為誰而濺的了。但是此役的影響也是很大，七十二烈士的血痕已深深映入國民的腦際；除了一部分意志薄弱的立憲黨人，必待皇族內閣出現，漸至半醒外，大多數的國民大概都震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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