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15)_李劍農

一五

　　◆第二章　洪楊革命時代

　　洪楊革命軍，起於鴉片戰爭結束後八年，即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一八五一年，建國號曰太平天國；一八五三年，佔領南京為首都；一八六四年，南京被清軍攻陷，太平天國覆滅；前後共十五年。這十五年間的戰爭，可稱為滿漢兩民族鬥爭的試驗時期。在此試驗的鬥爭期內，革命軍雖然失敗，但是失敗於漢民族自身，漢民族的勢力，卻已伸張起來了。不過西方勢力的侵入，也更深了一層，從此漢民族的政治負擔，比以前更為艱巨。茲就此時代經過的重要情事，分節敘述如次。

　　▼一　洪楊崛起以前的社會背景

　　洪楊革命軍起，雖在一八五〇年，若就背景分析，當溯之於鴉片戰爭以前，而鴉片戰爭，則為其近的導線。茲列述其大概。

　　其一，為經濟上的背景。中國歷史上有一種所謂「一治一亂」的週期律，每次統一約二三百年之間，必要經過十二次的小屠殺；到了二三百年又要經過一次大屠殺。自秦漢以來，這種週期律的表現是歷歷不爽的。對於這種週期律的解釋雖有多方面，其最主要的，就是中國從秦漢以來，生產方法不曾有重大的革新，因之國民的經濟生活全憑著土地的自然生產力；人口增加到了超過耕地面積和生產力所能容納供給時，就發生多數的失業群眾；結果就只有假手幾個梟雄，率領一班生活無靠的群眾，來實行屠殺；屠殺到了減少與耕地面積相當時，於是又歸於平靜。清代人口的增加數字約如下表：

　　前表中順治、康熙兩朝的數字是不可靠的，因為當時有丁稅，戶口的報告，隱瞞者多。雍正朝定「丁隨地起」之制，以丁稅攤入田賦中，無田的人不要納丁稅，戶口調查的方法也變了，故至乾隆六年，人口數字一躍而達一萬四千余萬有奇。由乾隆六年到道光二十一年（即太平軍暴發的前十年）共一百年，人口的增加約及三倍。（中間因白蓮教亂，經過一次小屠殺，故嘉慶六年的人口數字較乾隆五十七年降低。）至於墾田面積的增加則如何呢？約如下表：

　　觀前表，墾地的面積仿佛也是增加，但是增加的數字比起人口增加的數字來，實在小得可憐。並且到了道光十三年，比較前十一年，還減少了五十四萬餘頃。在此種情形之下，自然是土地不夠分配了。一家之中，耕地不能與人口同時增加，若無別種生活方法則日貧；貧則由借債而至於賣田以濟饑，於是助成商賈富豪的兼併；漸至土地集中于少數富豪地主之手，造成貧富懸隔多數群眾失業的現象。若在工業生產發達的國中，沒有土地的人，有多數都會的大工廠可容納。我國在道鹹以前，既然沒有大工廠可以容納多數貧困失業的群眾，屠殺的週期律自然要隨機表現了。加以對外貿易的鴉片輸入逐年增加，現銀流出日多，銅錢的價格低落，物價日趨騰貴，田賦的負擔因銀價騰貴而加重，農民的生活益困。並且在道光晚年，連歲皆有水旱的天災；災區之廣，幾遍于黃河及長江流域的各省。這都是促起屠殺的週期律表現的因子。此為經濟上的背景。

　　其次，為政治的背景。關於乾嘉時代的政治實質，在導論中已摘要說及，此處不必多說。不過導論中所說及僅在官吏貪污的一方面；道光朝的政治，除了貪污以外，還別有一種作風，曾國藩名曰「掩飾彌縫，苟且偷安」。廣西的龍啟瑞上梅伯言書，描寫「掩飾彌縫，苟且偷安」的現象及原因則如下：

　　……抑某竊有進者，奸民固非重州縣之權不辦；今州縣雖無權，然察一結盟聚黨之奸民，固力有餘也。特上之督撫，不肯擔待處分，又樂以容忍欺飾為事。有一二能辦之員，且多方駁飭之，使逆知吾意不敢為。然督撫亦非真以為事之宜如此也，大抵容身固寵，視疆場若無與；苟及吾身幸無事，他日自有執其咎者。又上之，則有宰相風示意旨，謂水旱盜賊，不當以時入告，上煩聖慮；國家經費有常，不許以毫髮細故，輒請動用。……為督撫者類皆儒生寒索，夙昔援引遷擢，不能不借助于宰相；如不諮而後行，則事必不成而有礙；是以受戒莫敢複言。蓋以某所聞皆如是也。金田會匪萌芽于道光十四五年，某作秀才時已微知之。彼時巡撫某公（指梁章钜）方日以遊山賦詩飲酒為樂。繼之者猶不肯辦盜，又繼之者（指鄭祖琛）則所謂窺時相意旨者也。

　　蓋在道光朝，繼續用兩個庸相：一個為曹振鏞，他嘗向皇帝說：「今天下承平，臣工好作危言，指陳闕失以邀時譽。若遽罪之，則蒙拒諫之名。惟有抉其細故之舛謬者交部嚴議，則臣下震于聖明，以為察及秋毫，自莫敢或縱。」這是造成臣僚緘口的第一個人。一個為穆彰阿，庸暗無能，尤過於曹氏。龍啟瑞書中所指的時相就是他。這時候相繼作廣西巡撫的，梁章钜日以文酒征逐為務，若有談整飭吏治的，便說他是「俗吏」。周之琦承其後，也沒有什麼振作。鄭祖琛承周之後更放任無為，他是信佛的人，日以念佛消災為事。這是政治的背景。

　　又其次，為民族思想的背景。自清入主中國以後，明代遺民，播散在民間的「反清複明」的種子，雖經康、雍、乾三朝用摧殘和馴柔的手段，盡力芟除，但終未能消滅。一七八六年（乾隆五十一年）天地會的林爽文，首起革命軍於臺灣，與清軍相抗經一年之久。林爽文雖然失敗了，到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又有白蓮教的劉之協，擁小童王發生，假託朱明後裔謀起事。劉之協等雖然被捕失敗（劉旋即脫逃），但是白蓮的黨徒已遍佈長江上游及西北各省，隨即到處暴發，成為嘉慶初年的白蓮教亂。

　　經過幾年騷動，白蓮教雖然被戡定了，他們所用「反清複明」的口號思想，依然潛藏在群眾的腦識中，一遇緣會，即行複現。自道光紀元（一八二一年）鴉片戰爭爆發前，此處彼處，時有不斷的小亂事發生。例如：道光二年，河南新蔡教民朱麻子滋事；六年，臺灣粵民黃文潤滋事；十一年，湖南三合會與瑤民滋事，遂有趙金龍之亂；十五年，山西趙城縣教民曹順滋事，知縣楊延亮全家被殺。這些構亂的分子，在北省的大約稱為「教黨」，在南省的大約稱為「會黨」。教黨以白蓮教為首，其流有「白陽」、「八卦」、「紅陽」等名目；會黨以天地會為首，其流有「三合」、「三點」等名目。多依託舊的宗教儀範，以「反清複明」口號相結合。北京朝廷屢次諭令各省大吏「嚴拿會匪」，「捕治教犯」。道光十二年且定有「教匪首犯，遇赦不赦」的嚴例。但是事實上，不惟舊的種子不能消滅，西方新宗教流入中國以後，尚有新的民族革命種子，又要依託它發芽了。這是民族思想的背景。

　　到鴉片戰爭發生，又有幾方面的直接影響：其一，腐敗軍隊對於地方的擾害。當命奕山為靖逆將軍馳往廣東時，由河南、江西、湖南、貴州、廣西各省調往廣東的軍隊，共計在三萬以上。這些軍隊，用以對外作戰雖無用，而擾害經過及駐屯的地方則有餘。王均《金壺浪墨》引《羊城日報》說，此種軍隊「奉調之初，沿途劫奪」，「抵粵以後，喧呶紛擾，兵將不相見，遇避難百姓，指為漢奸，攘取財物。教場中互相格鬥，日有積屍」。又說「楚兵盡奪十三行，背負肩擔而去。呼群結黨，散赴各鄉，累日不歸，不知所事」。這是當時軍隊遺害地方的事實。其二，團練義勇隊的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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