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基集卷十九_學達書庫

卷十九(1)

　　◎春秋明經

　　◇公朝于王所，仲孫羯會晉，韓不信〈云云〉城成周

　　《春秋》與諸侯之覲王，而惜王所之非其地；與大夫之勤王，而傷王城之同於列國。夫趨事赴工者，臣子之所當為。至於天子之守，則有先王之遺法焉。襄王下臨，僖公有王所之朝，《春秋》書「公」而成其為朝，謂天子在，是諸侯不可以不朝也。然不言明堂，而曰王所，則所非其地，異乎先王方嶽之禮矣。敬王命，城王都，而諸大夫有成周之城。《春秋》列書大夫之名氏，謂天子有命，諸侯不可以不從也。然不言京師，而曰成周，則同於列國，而異乎先王作京之意矣。然則流水之朝宗，葵藿之向日，固人子之至情也。而下堂以見諸侯，與城郭溝池以為固者，又豈天子之盛事哉？嗚呼！此聖人之所以不責諸侯大夫、而深不滿於王室之意歟。是故至於岱宗，肆覲東後，天子巡諸侯之守者然也，未聞下勞諸侯而臨于非所之地也；王命仲山甫城及東方，天子徹諸侯之封者然也，未聞請于諸侯以城其所都之邑也。平轍既東，周綱解紐。歸枋邑，易許田，而朝覲之禮，委諸草莽；賦《黍離》，歌束楚，而二雅之音，變為《國風》。於是霸圖興而王道絕矣。推原其由，豈非天王自失其道而致之哉？觀《春秋》之所書，然後正本澄源之意可得而知矣。且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惟是大侯小伯所當攘斥，非異人任。則夫城濮之勳，因其獻俘而錫命之，賜之弓矢，以旌其勞可也，何至屈萬乘之尊，親舉玉趾，以勞晉侯於踐土乎？縱自輕也，奈宗廟何？成康之時巡，宜不如是，《春秋》安得不以為貶哉！然而君雖失禮，臣不可以不盡其敬。是故諸侯就朝，雖無為龍為光之盛，而冠冕佩玉，覲天威於咫尺，猶足以明水木本源之義，謂非東遷以後之美事不可也。是故我公書「朝」，以成其禮。故曰「《春秋》與諸侯之覲王，而惜王所之非其地」也。嬖子匹嫡，亂生不夷。惟是二三大臣相與力，以不隕墜。則夫定位之後，所當夙夜夤畏，任賢修政，以圖轉危而為安也，何至以四海之廣，請城其都以為固乎？德則不競，城郭何為？周公之作洛，宜不如是，《春秋》又安得而不譏之乎？然而上雖失政，下不可以不奉其令。是故大夫會城，雖有弗躬弗親之責，然版築雉堞，服王事而靡盬，亦足以存宗邦翰屏之典，謂非王室亂以後之美事不可也。是故諸大夫書名，以達其義。故曰「《春秋》與大夫之勤王，而傷王城之同於列國」也。

　　夫《春秋》，天子之事也，故其自治嚴而待人恕。惟其自治之嚴，故周之不振為可貶；惟其待人之恕，故或成其朝，或與其城，而無責焉。雖然，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公之朝者二，而皆于王所，則言外之意可知矣；書大夫「城成周」而無諸侯，則屬辭之法，又可見矣。然則二役也，謂之免於貶可也，而或者謂為美之，則豈聖人之意哉？故嘗考之，周室在襄王則有子帶之難，在敬王則有子朝之難。子帶之難，惟書天王居鄭，至晉文納王則不書，蓋以是為臣子之常也。子朝之難，始末皆書，而以「城成周」終之，是果足以為美哉？嗚呼！齊桓首止之盛不可及已，得如晉文，亦庶幾矣！至於晉侯午者，又文公之罪人也。

　　◇築郿，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新延廄

　　諸侯興不急之役，以空其國，而取給於人，猶不戒焉。《春秋》比事而書之，以示譏也。

　　夫國以民為本，而民以食為本，可不相時而輕用其力也哉？莊公妄興築郿之役，而不計國儲之虛實，至於麥禾皆無；而當國之大夫，親往告糴于齊，其事急矣；而明年之春，又新延廄。何其輕慢國本至於此極乎！《春秋》比而書之，而魯之君臣無務農重穀之實、而有傷財害民之政可見矣。吾聞古之為國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工築罕，民勤於食則百事廢。未聞以凶年而興不急之役也。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則餘三年之食。未聞在位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積也。魯之莊公則不然矣。以峻宇雕牆為無損，以節用時使為無益也。是故築郿之工未畢，而倉廩已空；告糴之跡猶新，而延廄複作。曾謂君國子民之道而若是乎？宜其見譏于君子矣！且築者，創作邑也。城邑所以禦暴，非時與制，不敢興也，況於無故而築邑乎！莊公不視歲之豐凶，而有築郿之役，不知其何為也。若曰禦暴保民，則魯國無故，苟無令德，太行、孟門且不可恃，而況於郿乎！若曰虞山林藪澤之利，則非君人之心矣。未幾而倉廩盡竭，麥禾俱無。無而曰大，顆粒不存之詞也。然後皇皇焉無所措其手足，而臧孫辰奔告于齊，以請糴焉。以千乘之國，仰給於他人，以活其民，可不懼乎？不曰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見其情之急也。急病讓夷，何足為功？適以昭其治名不治實之罪焉耳。魯之君臣，盍亦因此而加省矣？則又愈不知戒，以求于人之餘，而新延廄。夫延廄者，法廄也，養馬之所也。凶年饑歲，民食不給，而馬廄是新，推此心也，不至於率獸而食人乎？故書「新延廄」於「告糴」之後，所謂時詘舉嬴，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然則莊公之為國也可知矣。不然，《春秋》書築者七，而公有其四；書興作者九，而公有其三；書無麥苗、無麥禾而皆見於莊公之世，何耶？魯十二公，台池苑囿之役，莫多於莊公，而水旱、螟蜮、多糜、有蜚之災，皆備于莊公，天人感應之理不誣矣！而公終不寤也。身死，而妻子不保，幾亡其國。嗚呼！豈他人之咎哉！

　　◇初稅畝，蝝生，饑，大有年

　　困民以致災者，理之常；悖道而獲福者，理之變。夫天人感應之理，《春秋》之所深謹也。是故螽蝝饑饉，國之災也。魯之宣公廢助法而用稅，虐民也。虐民而天降之災，宜矣！故所稅畝之年，蝝生而饑，斯非理之常乎？百谷順成，國之福也。魯之宣公奪世嫡以有國，悖道也。悖道而天降之福，異矣！故即位之十有六年，而大有年，斯非理之變乎？在他人以饑、蝝為變，在宣公則為常；在他人以有年為常，在宣公則為變。《春秋》誅亂臣、討賊子之法嚴矣哉！

　　《商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夫凶，人為不善而致譴焉，天道之當然也。其或反之者，庸非異乎？是故螽蝝之害，法所當書，而他公皆記；有年之瑞，法不當書，而獨志于桓宣之冊。聖人之旨淵乎微矣！且饑者，五穀皆歉之謂也。宣公以不義得國，懼討於人，而竭力以事齊，水旱、螽蝝相繼而起，於是國用不足，而稅畝之法興焉。「初」者，事之始也；「稅畝」者，公田之外，又履其餘畝而取之，是為什而取二矣。以諸侯而擅改先王之法，以國君而行虐民之政，由是怨懟之聲，上聞於天，而戾氣應之。秋螽未息，冬蝝又生。「蝝」者，螽之子也。螽蝝相繼于二時，嘉穀其有孑遺乎？故遂至於饑饉而無以振業貧乏。《春秋》書「蝝生」與「饑」，繼于「初稅畝」之後，則是災也，實稅畝之應，而宣公得之，非過矣。故曰「困民以致災者，理之常」也。若夫「有年」者，五穀皆熟之謂也。宣公以庶孽之子，篡正嫡之位，使惡視二子，殞于非辜，而過市之哭，哀動魯國，是上不有王法，而下不有宗廟。王朝不能施殘執之刑，鄰國不聞有沐浴之請，而魯國又無石碏之臣矣，則惟天能誅之耳。其乖氣所感，兩螽而一旱，一水而兩饑，宜也。至於是歲，而大有年焉。有年而曰「大」，則禾麻菽麥、黍稷穜稑，實穎實栗，無所不有，是果何以致之哉？《春秋》書「大有年」於「蝝生，饑」之明年，則是福也，非凶人之所當有，而宣公得之，為反常矣。故曰「悖道而獲福者，理之變」也。然則天道僭乎？曰：非也。宣公在位十有八年，而獨是年為有年，他年之歉可知矣。越明年而宣公死矣。獲罪于天者，宣公也，魯國之民，不可盡絕，而周公不可摧也。稅畝矣，饑矣，而不畀之以有年，則周余黎民何罪乎？天非為宣公而有年也。夫豈僭耶！或曰：「《春秋》之法，常事不書，惟變則書之。桓宣之有年，志變也；則桓宣之水旱螟螽，乃為常矣，何以亦書之乎？」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天人相與之理，懼災思患之意，治惡人、矜小民之道，無所不備。是故觀凶災之迭見於二公，則知天道之不僭，而為惡者知所警；觀有年之獨見於二公，則知惡人之不可容於世，而操刑賞之柄者可以知所主矣。嗚呼至哉！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諸侯盟于扈

　　伯主能以力治二國，而不能以義討罪人，《春秋》比書而自見也。夫諸侯從夷，固伯者之所當問，而弑逆之惡，又烏可舍而不討也哉？晉靈之時，蔡從楚以次厥貉，罪也，故郤缺帥師伐蔡而入其國，力有餘矣。夫何齊有商人之亂，則諸侯為會于扈，而受其賂？何不以所治蔡者治齊乎？《春秋》書「伐蔡」、「入蔡」於前，而不序諸侯于盟扈之役，知晉之所以力爭諸侯者，不過求逞其私耳，豈其知有義哉？

　　嘗謂天下之事，有重有輕；故伯者之治，有緩有急。是故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謂之不知務，失肩背而養一指，則為狼疾人矣。今也商人弑君，告于諸侯，已及期矣，伯主無致討之令，而大夫無沐浴之請，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一旦上鄉授鉞，韅鞅靽，出自絳都，意其事之在齊也。既而義旗不指于營丘之邦，馬首乃瞻於淮西之境，諸侯不無惑矣。師及于蔡，蔡人未服，則以戊申之日，鼓而入其國都。以百里之侯邦，倚蠻荊之勢援，未易破也，今以孤軍攻之，而城郭失其守，甲兵失其衛，使蔡侯泥首受罪，以為城下之盟，謂晉師不強而若此乎？苟以此眾聲齊之罪，師直而壯，若舉江河以沃炎火，商人之血何足以汙斧鉞耶？奈何諸侯之會于扈，名為討齊，實以取貨。謂其力之不足乎，則八國諸侯，非直一郤缺之師也。惟其不以賊為賊，而甘與賊為徒也，是故于扈未盟，天下猶有所望，而齊猶有懼也。及夫于扈既盟，然後天下絕望，而商人成為齊侯，於是變討罪之師為成亂之會，是舉諸侯而為夷狄之行矣，不亦甚哉！《春秋》于伐蔡而書「帥師」，書「伐」，書「入」，則其力之有餘可知。盟扈，略諸侯而不序，則其義之不足可見，而後討賊之功不足以蓋其縱賊之罪矣。

　　嗚呼！中國之所恃以制夷狄者，禮義而已。有賊不討，禮義亡矣，雖得百蔡，何益哉！厥後遂習為常，至於陳夏氏之亂，方以會狄為務，而楚莊遂為辰陵之盟，晉卒無以為伯，其來非一日矣。今觀入蔡之役，不足以離蔡于楚，而盟扈之役，反足以使魯從齊，則晉人見利忘義之效也。向使晉靈能移伐蔡之師于齊，而冀缺能推不可以怠之心，以納忠於盟扈之際，則晉之世伯，視文、襄有光矣，豈其有邲之敗哉？噫！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於太廟

　　正樂用於別宮，而非禮陳于祖廟，聖人據事書之，所以傷魯之衰也。

　　夫禮、樂者，國家之本，不可一日紊也。隱公立宮以祀仲子，而樂舞之數用六。用六雖正，而獻於妾母之宮，則非其所矣。桓公獎亂以立宋督，而取郜大鼎之賂。求賂立賊，而納於先君之廟，豈不為已甚乎！夫君子之事其親也，造次必以其禮。然則魯人之待周公，曾仲子之不若矣。嗚呼悖哉！夫媵妾不可以為夫人，未聞違禮立宮以祀之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未聞昭違亂之賂於其中也。魯於春秋，號為秉禮而若是乎，此聖人之所為懼，而《春秋》之所以深謹也。蓋仲子者，惠公之妾也。惠公元妃孟子，既入於廟，則仲子無祭享之所矣。若以「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而使公子主祭」之典言之，則仲子非隱之母，安得為立宮乎？至其樂舞之數，則于別宮不敢同於群廟，而降用六羽。自當時言之，蓋以為得禮矣；以王制論之，則諸侯用六，奚取于仲子之宮哉？今也六羽獻於妾母之前，而群公之廟用八自若，曾是以為禮乎？《春秋》因其始成而祀，書曰「考仲子之宮」，既正名其為非禮矣，獻羽而書「初」者，以見前此未嘗有六佾之舞，所謂因事以明用八之僭也。若夫太廟者，周公廟也。曾謂周公而享非禮之祀乎？猶有鬼神，而以不義之物陳於公前，公其無所依矣。不孝孰大焉！桓既篡兄而立，又推其惡以及於人，於是偕齊、鄭之徒，成宋督之亂，而取其賂器，置於周公之廟，是死周公也，不惟褻祖宗之靈，而又以教其百官習為夷狄禽獸之行。亂臣賊子得志，而無忌憚至於此，極哉！《春秋》書「取郜大鼎于宋」，「取」者，得非其有之稱；又書「納於太廟」，「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曰以「戊申」，深謹之也。夫六羽者，當用之樂也，而在仲子之宮；郜鼎者，違亂之器也，而在周公之廟。四方之人，將于魯乎觀禮，而魯之禮若是哉，此《春秋》之所為懼也。

　　因循至於僖公，而有禘太廟、致夫人之舉；文公而有大事太廟、躋僖公之事。仲子猶別立宮，而成風則直致之於太廟；仲子猶降用六羽，而成風則直用天子之大禘。禮樂之紊，既不可言，而亂倫逆理之事，紛紛然于周公之前陳焉，何周公之不幸至於此哉！周家之禮，公所制也，而公之子孫若是，他國複何望哉？嗚呼！此《春秋》之所以假魯史而作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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