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藝舟雙楫分變第五

分變第五

　　文字之變流，皆因自然，非有人造之也。南北地隔則音殊，古今時隔則音亦殊，蓋無時不變，無地不變，此天理然。當其時地相接，則轉變之漸可考焉。文字亦然，《漢志》稱《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則非劉歆偽體，為周時真字也。其體則今《石鼓》及《說文》所存籀文是也。然則孔子之書，《六經》藏之於孔子之堂，分寫於齊、魯之儒皆是。秦之為篆，不過體勢加長，筆劃略減，如南北朝書體之少異。蓋時地少移，因籀文之轉變，而李斯因其國俗之舊，頒行天下耳。觀《石鼓》文字，與秦篆不同者無幾，王筠所謂其盤災敢葉，知文同籀法是也。

　　今秦篆猶存者，有《琅琊刻石》《泰山刻石》《會稽刻石碣》《石門刻石》，皆李斯所作，以為正體，體並圓長，而秦權、秦量即變方匾。漢人承之而加少變，體在篆隸間。以石考之，若《趙王上壽刻石》，為趙王遂廿二年，當文帝后元六年；《魯王泮池刻石》當宣帝五鳳二年，體已變矣，然絕無後漢之隸也。至《厲王中殿刻石》幾於隸體，然無年月，江藩定為「江都厲王」，尚不足據。左方文字莫辨，《補訪碑錄》審為「元鳳」二字，《金石萃編》疑為「保歲庶」等字，則「元鳳」固不確也。《金石聚》有《鳳凰畫象題字》，體近隸書，《金石聚》以為元狩年作，江陰繆荃蓀謂當從《補訪碑錄》釋為元康，則晉武帝時隸也。

　　《麃孝禹碑》為河平三年，則同治庚午新出土者，亦為隸，順德李文田以為偽作無疑也。《葉子侯封田刻石》為始建國天鳳三年，亦隸書，嘉慶丁醜新出土，前漢無此體，蓋亦偽作。則西漢未有隸體也。降至東漢之初，若《建平郫縣石刻》《永光三處閣道石刻》《開通褒斜道石刻》《裴岑紀功碑》《石門殘刻》《郙閣頌》《戚伯著碑》《楊淮表紀》，皆以篆筆作隸者。《北海相景君銘》，曳腳筆法猶然。若《三公山碑》《是吾碑》，皆由篆變隸，篆多隸少者。

　　吳《天發神讖》，猶有此體。若《三老通碑》《尊楗閣記》，為建武時碑，則由篆變隸，篆多隸闕者。以漢鐘鼎考之，唯《高廟》《都倉》《孝成》《上林》諸鼎，有秦少意。汾陰、好峙則似秦權。至於《太官鐘》《周楊侯銅》《丞相府漏壺》《慮俿尺》，若《食官鐘銘》《綏和鐘銘》，則體皆扁繆，在篆、隸之間矣。今焦山《陶陵鼎銘》，其體方折，與《啟封鐙》及《王莽嘉量》同為《天發神讖》之先聲，亦無後漢之隸體者。以瓦當考之，秦瓦如「維天降靈甲天下大萬樂當」、「嵬氏塚當」、「蘭沌宮當」、「延年瓦」、「方春萌芽」等瓦，為圓篆。至於漢瓦，若「金」字、「樂」字、「延年」、「上林」、「右空」、「千秋萬歲」、「漢並天下」、「長樂未央」、「上林」、「甘泉」、「延壽萬歲」、「高安萬世」、「萬物咸成」、「狼千萬延」、「宣靈萬有」、「喜萬歲」、「長樂萬歲」、「長生」、「無極」、「千秋長安」、「長生未央」、「永奉無疆」、「平樂何宮」、「億年無疆」、「仁義自成」、「揜衣中庭」、「上林農宮」、「為年益壽」，體兼方圓。其「轉嬰柞含」、「六畜蕃息」及「便」字瓦，則方折近《郙閣》矣。蓋西漢以前，無熹平隸體，和帝以前，皆有篆意。

　　其漢磚有竟甯、建平、秦阿房瓦「西凡廿九」、「六月宮人」字純作隸體，恐不足據。蓋自秦篆變漢隸，減省方折，出於風氣遷變之自然。許慎《說文敘》詆今學，謂「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雲，父子相傳，何得改易？」蓋是漢世實事。自倉頡來，雖有省改，要由遷變，非有人改作也。吾子行曰：「崔子玉寫張平子篆，多用隸法，不合《說文》，卻可入印，全是漢人篆法故也。」杜未穀曰：「《說文》所無之字，見於繆篆者，不可枚舉。繆篆與隸相通，各為一體，原不可以《說文》律之。」蓋子玉所寫之隸法，《說文》所無之繆篆，皆今學家師師相傳，舊字舊體，展轉傳變可見也。

　　《志》乃謂秦時始建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許慎又謂程邈所作，蓋皆劉歆偽撰古文，欲黜今學，或以徒隸之書比之，以重辱之。其實古無籀篆隸之名，但謂之文耳，創名而仰揚之，實自歆始。且孔子《五經》中，無籀、篆、隸三字，唯偽《周官》最多，則用《莊子》《韓非子》者，又卿乘篆車，此亦歆意也。於是篆隸之名，行於二千年中，不可破矣。夫以篆隸之名，承用之久，驟而攻之，鮮有不河漢者。吾為一證以解之，今人日作真書，興于魏、晉之世，無一人能指為誰作者，然則風氣所漸移，非關人為之改作矣。東漢之隸體，亦自然之變。然漢隸中有極近今真楷者，如《高君闕》「故益州舉廉丞貫」等字，「陽」、「都」字之「邑」旁，直是今真書，允似顏真卿。考《高頤碑》為建安十四年，此闕雖無年月，當同時也。

　　《張遷表頌》，其筆劃直可置今真楷中，《楊震碑》似褚遂良筆，蓋中平三年者。《子游殘石》《正直殘石》《孔彪碑》，亦與真書近者。至吳《葛府君碑》則純為真書矣。若吳之《穀朗碑》，晉之《郛休碑》《枳陽府君碑》《爨寶子碑》，北魏之《靈廟碑》《吊比干文》《鞠彥雲志》《惠感》《鄭長猷》《靈藏造像》，皆在隸楷之間，與漢碑之《是吾》《三公山》《尊楗閣》《永光閣道刻石》在篆隸之間者正同，皆轉變之漸至可見也。不能指出作今真書之人，而能指出作漢隸者，豈不妄哉！

　　八分之說，議論紛紜。蔡文姬述父邕語曰：「去隸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王愔曰：「王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草作楷法，字方八分。」張懷瓘曰：「八分減小篆之半，隸又減八分之半。」又云：「八分則小篆之捷，隸亦八分之捷。」蔡希綜曰：「上谷王次仲以隸書改為楷法，又以楷法變八分。」王應麟曰：「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為隸，歐陽公《集古錄》始誤以八分為隸。」東魏《大覺寺碑》題曰「隸書」，蓋今楷字也。洪邁以晚漢之隸書為八分。吾邱衍以秦權、漢量為秦隸，未有挑法者為八分，比漢隸則似篆，以《石經》為漢隸有挑法者。包慎伯曰：「凡筆近篆而體近真者，皆隸書也。中郎變隸而作八分。八，背也，言其勢左右分佈，相背然也。」按王愔、蕭子良謂「上谷王次仲作八分」，衛恒雲「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又敘梁鵠弟子毛宏，始雲今八分皆宏法。

　　按梁鵠已在魏時，毛宏更後，若毛宏始作八分，則漢魏有挑法者，《石經》等碑已備之矣。若如包氏說，中郎始變隸作八分，則中郎之前，《王稚子闕》《嵩高銘》《封龍山》《乙瑛》等碑，已有挑法，何待中郎之變邪？且中郎《勸學篇》雲「王次仲初變古形」，則非邕可知也。若如吾邱衍以篆未有挑法者為八分，則張昶八分碑乃即《華嶽碑》，衛覬金針八分書及《受禪表》皆有挑法者。若從王氏之說，以今楷書為隸書，以漢人書為八分，斥《集古》謂「漢人書曰隸」為誤，則《序仙記》稱「王次仲變倉頡皆為今隸書」，則謂八分為隸亦可，是永叔亦不誤也。

　　王次仲作八分，張懷瓘從《序仙記》，以為始皇時人，王愔以為建初時人，蕭子良以為靈帝時人，雖不能辨，而有挑法之隸，起于安、和之時，亦必為建初前人，必非靈帝時人也。且建武時《三老》《尊楗》《郫縣石刻》筆法，已有漢隸體，則次仲之作，亦不可據。張懷瓘《書斷》又雲「楷隸初制，大範幾同，後人惑之，學者務益高深，漸若八字分散，又名之為八分」。高南阜《八分說》：「漢末伯喈始添掠捺，八字左右而分佈之，是謂八分。為分別之分，非分數之分也。」

　　翁方綱《隸八分考》據此兩說，引《說文》八字條：「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並引「丐」字「詹」字「爾」字有「八」字，義以為必作分別分列解，因考齊胡公棺有隸為偽。諸家以八分先於隸為謬，又謂分劑、分量、分數之分，《玉篇》「扶問功」，在去聲，二十三問。《禮記》：「分無求多，禮達而分定是也。」此字自古無讀平聲之理。杜詩「大小二篆生八分」押平聲。即以分字音義論之，其為分佈分列之分，可無疑惑，其說甚辨。

　　按古音無平仄之分，離騷「好蔽美而稱惡」，與「恐導言之不固」，「哲王又不寤」為韻，則以入聲之「美惡」，讀為去聲之「好惡」。《急就章》：「萬方來朝，臣妾使令。漢地廣大，無不容盛。」是以「于以盛之」之平聲為去聲也。則漢人無平去聲之別可知。《玉篇》、杜詩，皆在沈約之後，豈足據乎？原諸說之極紛，而古今莫能定者，蓋劉歆偽作篆隸之名以亂之也。古者書但曰文，不止無篆隸之名，即籀名亦不見稱於西漢，蓋今學家本無之，惟時時轉變，形體少異，得舊日之八分，因以八分為名。蓋漢人相傳口說，如秦篆變《石鼓》體而得其八分，西漢人變秦篆長體為扁體，亦得秦篆之八分。東漢又變西漢而為增挑法，且極扁，又得西漢之八分。

　　正書變東漢隸體而為方形圓筆，又得東漢之八分。八分以度言，本是活稱，伸縮無施不可，猶王次仲作楷法則漢隸也。而今正書亦稱楷。程邈作隸亦隸也，而東魏大覺寺亦稱隸，八分可謂通稱，亦猶是也。善乎劉督學熙載曰：「漢隸可當小篆之八分，是小篆亦大篆之八分，正書亦漢隸之八分。」真知古今分合轉變之由，其識甚通。以兩漢碑考之，其次敘誠可見也。又如今人以漢文為散文，以六朝為駢文，而六朝人又有文筆之異，漢魏之間，駢散莫分，而與西漢六朝少異，即可上列於散文，亦可下次之儷體，隨時所稱，以為文字。八分之說，殆猶是歟？

　　中郎之說，蓋當時之學家通稱，但文姬述之不詳，而為古學篆隸所惑，故亂之千載耳。今為別之。自《石鼓》為孔子時正文外，秦篆得正文之八分，名曰秦分，吾邱衍說也。西漢無挑法，而在篆隸之間者，名曰西漢分，蔡中郎說也。東漢有挑法者，為東漢分，總稱之為漢分，王愔張懷瓘說也。楷書為今分，蔡希綜、劉熙載說也。八分之說定，篆、隸偽名，從此可掃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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