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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明季致亂之由


  明之所以失天下者,其故有四。而君之失德不與焉。

  一曰外有強鄰:自遼左失陷以來,邊事日急矣,邊事急不得不增戍,戍增則餉多,而加派之事起。民由是乎貧矣。且頻年動眾,而兵之逃潰者,俱嘯聚于山林,此亂之所由始也。

  二曰內有大寇:張、李之徒,起于秦、豫,斯時欲以內地戍兵禦賊,則畏懦不能戰,欲使邊兵計賊,則關鎮要衝,又未可遽撤。所以左支右吾,而劇賊益橫而不可制。

  三曰天災流行:假流寇擾攘之際,百姓無饑饉之虞,猶或貪生畏死,固守城池,賊勢稍孤耳。奈秦、豫屢歲大饑,齊、楚比年蝗旱,則窮民無生計,止有從賊劫掠,冀緩須臾死亡矣,故賊之所至,爭先啟門,揖之以入,雖守令亦不能禁。而賊徒益盛,勢益張大,亂由是成矣。

  四曰將相無人:當此天人交困之日,必相如李泌、李綱,將如汾陽、武穆,或可救亂于萬一,而當時又何如也?始以溫體仁之忌功,而為首輔;繼以楊嗣昌之庸懦,而為總制;終以張縉彥之無謀,而為本兵;可謂相有人乎?至如所用諸將,不過如唐通、姜瓖、劉澤清、白廣恩之輩,皆愛生惡死,望風逃降者。將相如此,何以禦外侮、除內賊邪?

  夫是四者有其一,亦足以亂天下,況並見於一時,有不土崩瓦解者乎?試譬之一家,強鄰寇於門庭,竊盜據於堂奧,為有司者,複敲肌撲骨以婪其財,而左右僕禦莫不抱頭鼠竄而去,則了了一主,欲不弊得歟?更喻之人身有疾,邊警者腰背之患也,張、李者腹心之患也,水旱螽蟲者傷寒失熱之患也,一身而有三患,勢已難支,更令庸醫調治之,其亡可立而待耳?明季之世,何以異此?然則必何如而後可。曰:止有和守戰三策而已。憶自錦州之役,良將勁兵喪歿殆盡,遂致強鄰有輕中國心,而邊警日至,使當日以洪承疇為總制,吳三桂為總戎,嚴兵固守,而勿與戰,且甘言厚幣以和之,則十余萬之師,固可保障東方,是則策遼事者不宜戰而宜和。若乃自成者,賊寇之雄也,敕孫傳庭以重兵踞潼關,而命盧象升、周遇吉時出銳師策應,則高傑、白廣恩等,必不覆潰,而西安固矣。西安固則自成必不能越晉而入燕。是則為秦事計者,當以守為正,而戰為輔。至於獻忠一兇殘之賊耳,其勢不逮自成遠甚,則又當以戰為正,而守為輔矣。苟令史可法、周遇吉、左良玉、曹文詔、黃得功等會浙直兵,四面攻之,則可以敗滅。獻忠既破,則良玉二十萬之眾可與傳庭十六萬之師,相為犄角,內外拒戰,而自成可圖矣。張、李既平,則強鄰雖或深入,亦未必遽至危亡。奈當事者戰守無策,任用乖方,使洪、盧陷於東鄙,傳庭覆於潼關,良玉潰于朱仙,遇吉死于甯武,敵寇交侵,兵民胥叛,釀成大禍,而不可救。

  悲夫!遇觀趙宋之南渡也,兀術大舉入寇,楊太據洞庭,與劉豫通,欲順流東下,李成大陷襄陽六郡,將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大會。是時天下之勢亟矣,設他人當此,必有甲申之禍,幸有武穆者,為制置使以備之,奏襄陽為恢復中原根本,當先取六郡以除腹心之疾,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群盜,此識先後著者也。未幾襄陽複、洞庭平,而金兵亦不能為大患,得以偏安江左者,百有五十載。所謂元氣既固,而外疾亦漸除也。惜明季諸人,見不及此,此予故作是篇,以悉其致亂之由焉。

  康熙十年辛亥四月十五日,予編《北略》初成,並書此論以附識之

  (社鿍王館,用賓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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