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錄·立言不為一時

立言不為一時

　　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時，而其效見於數十百年之後者。《魏志》：「司馬朗有複井田之議，謂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為公田，宜及此時複之。」當世未之行也，及拓跋氏之有中原，令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給授而口分，世業之制自此而起，迄于隋唐守之。《魏書》：「武定之初，私鑄濫惡。齊文襄王議，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人市用，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若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雜鉛鑞，並不聽用。」當世未之行也。及隋文帝之有天下，更鑄新錢，文日「五銖」，重如其文。置樣于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而開通元寶之式自此而准，至宋時猶仿之。

　　《唐書》：「李叔明為劍南節度使，上疏言道佛之弊，請本道定寺為三等，觀為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為民。德宗善之，以為可行之天下。詔下尚書省議，己而罷之。」至武宗會昌五年，並省天下寺觀，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凡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祆僧二千餘人。而有明洪武中亦稍行其法。

　　《元史》：「「京師恃東南運糧，竭民力以航不測。泰定中，虞集建言：『京東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海潮日至，淤為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眾而授以地：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為征額；五年有積畜，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如此，可以寬東南之運，以紓民力，而遊手之徒皆有所歸，』事不果行。」

　　及順帝至正中，海運不至，從丞相脫脫言，乃立分司，農司於江南，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為農師，歲乃大稔，至今水田遺利猶有存者，而戚將軍繼光復修之薊鎮，是皆立議之人所不及見。而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孔子言行夏之時，固不以望之魯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獨以告顏淵。及漢武帝太初之元，幾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顏淵，告漢武也。

　　孟子之欲用齊也，曰：「以齊王猶反手也，若膝則不可用也，」而告文公之言亦未嘗貶于齊，梁，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嗚呼，天下之事，有其識者，不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然則開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

　　朱子作《詩傳》，至於秦《黃烏》之篇，謂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為非也。歷代相沿，至先朝英廟始革千古之弊。伏讀正統四年六月乙酉書與祥符王有爝曰：「周王薨逝，深切痛悼，其存日嘗奏，葬擇近地，從儉約，以省民力。自妃夫人以下，不必從死。年少有父母者，各遣歸其家。」

　　蓋上禦極之初，即有感于憲王之奏，而亦朱子《詩傳》有以發其天聰也。嗚呼，仁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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