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錄·糊名_學達書庫

糊名

　　國家設科之意，本以求才。今之立法則專以防好為主，如彌封、謄錄一切之制是也。考之唐初，吏部試選，人皆糊名，令學士考判。武后以為非委任之方，罷之。貞元中，陸贄知貢舉，訪士之有才行者于翰林學士梁肅，肅曰：「崔群雖少年，他日必至公輔。」果如其言。

　　太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迸士東都，吳武陵出杜牧所賦《阿房宮辭》，請以第一人處之。此知其賢而進之也。張昌齡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為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絀。太宗問其故，對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之。溫庭筠苦心硯席，尤長於詩賦。初舉進士，至京師，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塵雜，不修邊幅，能逐弦吹之音，為側豔之詞，公卿家無賴子弟裴誠、令狐滈之徒，相與蒲飲，酣醉終日。由是累年不第。羅隱有詩名，尤長於詠史，然多譏諷，以故不中第。此知其不可而退之也。《宋史·陳彭年傳》言：「景德中，彭年與晁迥同知貢舉，請令有司詳定考試條式。真宗命彭年與戚綸參定，多革舊制，專務防閑。其所取者不復選擇文行，止較一日之藝，雖杜絕請托，然置甲等者或非人望。」《宋白傳》言：「初，陳彭年舉進士，輕俊，喜謗主司。白知貢舉，惡其為人，黜落之，彭年憾焉。後居近待，為貢舉條制，多所關防，蓋為白設也。」《山堂考索》同。

　　蓋昔之取士，雖程其一日之文，亦參之以平生之行，而鄉評士論一皆達於朝廷。故《王旦傳》言：「翰林學士陳彭年，呈政府科場條目，旦投之地，曰：『內翰得官幾日，乃欲隔截天下進士！』彭年皇恐而退。」而范仲淹、蘇頌之議，並欲罷彌封、謄錄之法，使有司考其素行，以漸複兩漢選舉之舊。夫以彭年一人之私，而遵之為數百年之成法，無怪乎繁文日密，而人材日衰。後之人主非有重門洞開之心胸，不能起而更張之矣。《冊府元龜》「唐憲宗元和二年十二月，敕自今以後，州府所送進士，如跡涉疏狂，兼虧禮教，或曾為官司科罰，或曾任州府小使一事，不合人清流者，雖薄有詞藝，並不得申送。如舉送以後事發，長吏停見任及已停替者殿二年，本試官及司功官並貶降。」是進一不肖之人，考試之官皆有責焉。今則藉口於糊名，而曰：「吾衡其文，無由知其人也。」是教之崇敗行之人而代為之追其罪也。

　　《容齋四筆》曰：「唐世科舉之柄，顓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為之薦達，謂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於譏議，多公而審，亦或脅於權勢，或撓於親故，或累於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於胸中矣。韓文公《與詞部陸員外書》曰：『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于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問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迸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群玉此四者皆可以當首薦而極論者，期於有成而後止可也。沈杞、張宏。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皆出群之才，與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實。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愈時幸在得中，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待王與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為美談。」此書在集中不注歲月。

　　按《摭言》雲：「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傪員外通榜，韓文公薦十人于傪，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徐不出五年內皆捷。」

　　以《登科記》考之，貞元十八年，德輿以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汾、侯雲長、韋紓、沈妃、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貞元年，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韓所薦者預其七。元和元年，崔邠下放李紳。三年，又放張後餘、張弘。皆與《摭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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